非洲和美国在对待私人土地权利、土地上野生动物的权利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私有土地为土著所有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人代代相传的”，“土地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在农业是农村地区的焦点，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都希望从土地上获得生活的来源”。而正是基于这些相似，私有土地上的野生动物保护的经验可以得到借鉴。[30]非洲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的生活条件由于野生动物而得到提高，那么人们就不能承受失去野生动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很显然的事，政府必须给予私有土地所有者以行动的刺激，并且给予他们力量使得政府无法完成的野生动物保护的计划能行之有效。在非洲，土著已经看到了野生动物给他们当地带来的价值，现在旅游业在保护野生动物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捕猎和其他利用野生动物的方式也给与了当地经济动力。而这一切——利益需要的以满足，同时也满足了当地人参与管理和可持续的发展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并使得尝到保育动物变得更为简单。”[31]
我国人工驯养野生动物所有权的界定问题必要而紧迫，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私有化是解决我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不力及人工驯养野生动物资源浪费的较好出路。
第一、私有化有利于解决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市场价值
野生动物的交易作为世界第三大非法交易，其对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的影响甚广，从台北到里约，从波哥大到布拉格，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都很频繁。每年上千万的动物被农民和其他一些丧心病狂的人从自然生境中捕获。他们通过中间商和国际动物贩子把动物运到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宠物商店，用以满足私人收养者无止境的需求，也出售给东欧的动物园和马戏团或亚洲的传统耍艺人。[32]由于非法交易,老虎几乎在中国找不到而且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印度和西伯利亚消失。过去10年中,由于欧洲和美国人的收养，有的珍稀鸟类的数量已经减少得令人忧虑，甚至还有许多动物还没来得及被人类认识就消失了。
目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有两个特点:（1）贸易量大，现代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量达50亿美元。[33]1970 年代初，全球每年出口750 万只活鸟，1980 年代每年更达200～500 万只活鸟。在台湾，每年出口150～50000 万只蝴蝶，价值200～3000 万美元。1950～1960 年代，全球每年消耗5～1000 万张鳄鱼皮。[34]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量之大，令人不得不对全球野生动植物的命运感到担忧。(2) 野生动植物价值高，野生动植物及其制成品成为财富的象征。黑市上一张熊猫皮可以卖到30 万元，甚至更高。一公斤非洲犀牛角的价格曾达到每公斤6000 美元，一公斤非洲犀牛角的价格更高达38000 美元。一克麝香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克黄金的价格。为了追求时尚，虎、虎猫、大量的水獭、黑熊、蜥蜴、扬子鳄和凯门鳄的以及蛇等都因为其皮的价值而被大量捕杀，小羊驼因为其高质量的毛被捕杀，大象则因为要用其象牙做珠宝首饰而被捕杀；老虎、麝香鹿、黑熊还因为其药用价值几近灭绝。[35]
这些对于野生动物的偷盗和买卖都是基于野生动物巨大的市场价值，以虎为例，在中国，虎骨的治疗风湿、跌打等的药用价值一直被中医甚为推崇，也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这也成为了老虎不断被偷猎以至于濒临灭绝的原因。而开放人工驯养市场，将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私有化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私有的驯养动物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首先从源头上满足了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食用、观赏以及药用等需求；其次，实现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私有，使驯养动物的交易合法，也有助于驯养机构以驯养动物获得经济价值，同时有更多资金投入人工驯养的技术和开发中，实现驯养保护的良性循环，实现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市场价值。
第二、私有化符合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目的。
根据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一条的规定：“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法”可以看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两大目的。而确定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私有化所有权是同时符合这两大立法目的的。
首先，私有化有利于“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私有化必将导致驯养动物交易市场的开放，而随着驯养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驯养的成本不断降低，开放市场满足了人们对于野生动物食用、药用以及观赏价值的需要。
诚然，私有化、开放市场就如一把双刃剑。从20世纪以来，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过程中，在对野生动物的贸易这个问题上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被世界各种环境保护组织拥护，认为野生动物的贸易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因此需要增加对狩猎、渔业和野生动物观赏的限制，更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的需要和野生动物保护是势不两立的，也正是这种交易提供了对野生动物屠杀的机会；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甚至灭绝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只要在合理有效的监督管制之下，贸易和市场存在的经济利用价值提供的经济刺激也是保护野生动物甚至生物多样性很重要的手段。由于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即使严刑峻法，即使大力度打击偷猎，这种行为也是不可能被完全禁止的，因此，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需要从利益驱动的源头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