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个别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或因认识的偏误或因个人的动机，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直接向人大常委会发号施令，妨碍后者独立负责地依法履职。严格地说，这有悖于人大制度，有悖于宪法法律，有悖于人民意愿。这绝非真正坚持党的领导，而是对“党的领导”的曲解与亵渎，是我们党所坚决反对的。
第二，增强代议履职能力。
为要用足制度空间，还需人大常委会增强代议、履职能力，包括汇集与整合民意的能力、依据民意集体行使职权的能力等。而要增强这些能力，则需要从多方面开展改革与创新。例如，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实行全员专职化，使全体组成人员真正成为“常务代表”[19]，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常委会工作，同时在实践与学习中增强自身能力。
在学界，主张人大代表(含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任期内专职化的议论已不绝于耳。依笔者所思，专职与否均有利有弊。若不脱产不专职，可以经常置身于民众之中，了解周围真实鲜活的民意。但由于时间与精力所限，一般难以做到“广泛”联系民众、“全面”了解民意；若是脱产专职，则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以广泛接触民众全面了解民意，但由于是自上而下由外入内的“联系”与“了解”，所掌握的民意有时会失真。正鉴于此，笔者主张，绝大多数代表(非常委会组成人员)不脱产不专职，而常委会则实现全员专职化，以期专职与不专职优势互补。其实，现行宪法已明文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一府两院”职务，其用意之一就在于让更多组成人员走向专职。实现“全员专职化”，则要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任期内辞去其他一切职务，而不仅仅是“一府两院”的职务。
又如，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大会辩论机制。这是因为“整合民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以一时的“多数”、“少数”论。“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辩论机制有利于不同意见(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展开申述、协商甚至碰撞，然后经过鉴别让合理的意见最终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此时也还需注意“保护少数”的原则。人大建立大会辩论机制是周恩来于1956年提出的[20]。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不具备条件吗？有人担心，辩论可能影响效率。须知，代议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前者需要民主比需要效率更为重要。
第三，带头遵守与用足法律。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第一职权(职责)便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为了切实“保证”，人大常委会首先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此可从两个维度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