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30年以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依法行使决定权、任免权方面，在开展本级人大及其代表的组织联络工作方面，在为全国(或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上传民意、协助工作方面，在对下级人大(或其常委会)进行监督、指导、联系方面，在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均有不少值得提及之处。但，以上三项相对突出。它们集中体现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依法行使职权，推进民主政治方面的功能与绩效，逐步改变着这一新生机构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印象，也证明了人大“一院双层”结构向地方拓展的有效性。
四、“用足”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制度空间
地方人大常委会只走了30年，其绩效和贡献应当称许，但毕竟还是初步的。其存在的不足、面对的难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解决，也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导引。
笔者一贯认为，包括人大制度在内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论宏观层面，有其内在结构的逻辑性，有其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未来的走向只能由未来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现在我们可以并应当尽力的是“当真”地“用足”其制度空间，切实地开发其制度绩效。若能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必可上一台阶。-- 须知，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的发展。-- 这也是“硬道理”！
为“用足”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制度空间，需进一步推进相关方面的改革发展与完善。对此，笔者略述如下思考。
第一，理顺“制度间关系”。
几乎所有的代议民主，都少不了政党政治与之相匹配。人大民主自然也离不开政党。不过，各国的政党制度有差异，政党对代议民主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渠道、程度也有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执政党，自然要对人大常委会实行领导。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既坚持好党的领导制度，又坚持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恰当地理顺两者的“制度间关系”？既实规党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又保障党所长期要求的人大常委会“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18]。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准确解读“领导”的两种不同涵义。同一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例如党委对其派往人大常委会的党组)，可以发号施令，并可借助于纪律的强制性要求下级服从与执行。此可谓“刚性领导”；党委与人大常委会，并非同一组织系统内的上下级关系。在这里，党的领导之涵义，不是发号施令，强制推行，而是“带领与引导”。党委要求设在人大常委会内的党组将其(关于决策或干部人选等)主张，作为“建议”与“推荐”，向人大常委会宣传与解释，争取得到多数组成人员的认同。人大常委会则代表人民的意愿依法“独立负责地”开展审议与表决，若获多数通过，便成为法律或决议，即国家意志。这样，党以其正确主张通过党组渠道，运用宣传解释方式实现了“带领与引导”，可谓“柔性领导”。依笔者所见，通过“柔性领导”便能理顺党的领导制度与人大制度的关系，便能既坚持党的领导，又保障人大常委会作为人民代议机关独立负责地依法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