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行驯养幼兽出生登记制。为了防止一些驯养场所洗货，法律应要求驯养单位凡有幼兽出生立即报行政主管部门登记，作为以后发放经营证、运输证的主要依据。行政主管部门也要不定期进行抽查。
再次，是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门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或救护站，不可将其与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相混淆。
（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这条规定在实践中难以落实。野生动物伤了人，踩了庄稼，完全由地方政府对老百姓进行补偿。但是，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野生动物很少，生物多样性也不丰富；西部野生动物很多，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难以承担频繁发生的野生动物伤人、踩踏庄稼的补偿费用。由于得到的补偿难以弥补损失，因此，应建立以中央财政补偿为主、地方财政补偿为辅的损害补偿机制，即“因保护濒危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偿；因保护其他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由省级政府给予补偿，并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建立专门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基金，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吸引和鼓励外资、民间资本等多种经济成分参与野生动物的保护，把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确保把群众的损失补赔到位。将野生动物肇事损害的政府偿付明确为赔偿，明确要求赔偿必须等量、足额地补足损失，切实保障动物保护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应扩大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补偿范围。现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只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一般野生动物所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补偿，这势必会导致乱捕滥猎一般野生动物，加速某些物种种群的减少甚至物种的灭绝。因此，应把补偿范围扩展至一切野生动物。
（六）加强执法力度
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这样的法定刑偏低，不足以威慑犯罪分子。有些犯罪分子捕杀野生动物的数量惊人，手段极其残忍，还有的犯罪分子疯狂捕杀珍稀的濒危动物，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态资源，其行为须严厉惩处，仅用有期徒刑这样的刑种来惩治，在情节恶劣的情况下，不足以震慑犯罪分子。所以，我国刑法在惩治该类犯罪行为时，应规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和死刑，以警醒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