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那里布教最初10年，惨淡经营，重复性地在年终日记中写着“本年度没有一个灵魂获得拯救”，但他没有放弃。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会做 “副业”，如看病，而且这一“副业”在那个偏僻的角落很容易转正。16年过去了，在他甚至都感到失望的时候，来了一群大花苗汉子。他们是来接受上帝的福音吗？不是，他们是来读书的，人数越来越多，多到足以激发伯格里在这深山老林办学校。1905年，石门坎学校，在这位牧师的主持下开学了，免费教授汉语、英语、算术、体育，招生面也挺大，四面八方都有人前来投奔。“不出5年，石门坎小学相继建成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还有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伯格里发挥康沃尔郡人的语言天赋创立苗文。他是这里的教育家，是学校的校主，就好像厦大的陈嘉庚。1915年夏天，由于得了山区的伤寒热，伯格里在高烧和阵痛后平静地去世。

　　然而，当这个英国人在这个穷乡僻壤为了上帝的事业苦苦支撑时，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同事正在这块土地的东方的海面上耀武扬威、陆地上烧杀抢掠，桌面上面目狰狞，桌面下狗苟蝇营，而且他们认为这也是为上帝而奔走，就像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说的：对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复仇，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5]。我们似乎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基督教爱一切人的精神在对外侵略的大潮中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善良恭谦、温情脉脉、大慈大悲已经成为过去，残暴恣睢、无恶不作、文过饰非正在上演，而还好，还有伯格里，还有马礼逊这样的“异类”，他们有本源的信仰，至少我们关心的是他们没有像那些数不清的洋鬼子一样没有对我们做歹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大约就是这样。

　　但是我很怀疑对基督教的这种信仰缺失的批判。如果我们“同情的理解（包括批判）”[6]，去设身处地地考察，公道一点，也许就不是如此。首先，宗教包含着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7]的要素，这些要素让宗教带了神秘感地对现实社会进行控制；它名义上是对生活终极意义的理解，而这些不过是将集体对今生的关切上升为超验的状态，归根结底，仍然立足在今天，为今天服务。宗教也意味着一种规范，宗教的存在代表了一种秩序。秩序总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理解才有意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理、气候、文化、经济等等都会让这种秩序和对秩序的认同具有地方性，而这在相当程度上会造成隔膜。更为重要的是，一般而言人不是靠意念生存的动物，尽管动物性是低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低级的性征是生命的基础。对自己利益的放大，是人类算不上缺点的缺点。东方对西方的诱惑，西方对东方的神往，不仅仅在于文明上的交流，还有利害上的沟通。哪个传教士出发前会是抱着“和平演变”的心绪踏上甲板？相反，他们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决心去施布他们的文明（比如：石门坎小学的英语）；其次，在当时那个科技交通环境下，传教士的离开国家可能就意味着永别国家，他们做的是而且只能是一辈子的事业，这种一锤子买卖给他们的激励那就是不惜代价取得成功，可以是伯格里、马礼逊那种苦行僧模式，也可以是谢卫楼那种花和尚模式。我们还不能忘记，一种好的秩序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内发的，而新的——尽管在传教士眼中神圣的——秩序，突兀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期被接受的，因此使用非常手段才对得起耶稣，从长远看，也对得起人民，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看来当时的基督教那么残酷，并不是因为那些传教士就是恶人或者基督教背叛了上帝，在他们的制度内他们扮演的就该是这种角色，他们的制度在历史的维度下也是这样；再次，在这样一个道德多元的社会下，我们不能说某个人没有道德，最多只能鄙夷他坚守那种“道德”，并因此在多数人分享我们的道德前提下去制裁他。中性地来说，就像希特勒坚持为雅利安民族而奋斗一样，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他那种执拗的信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