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和未来，入世和处世，现实和理想，世俗和超逸，毒恶和至善，妥协和执着……这样的词，或者说这样带有冲突性的感觉，聆听并阅读关于马礼逊和伯格里的故事[1]后，在心中是久久萦绕，难以挥去的。

　　正如周宁所言“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说亲切，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王公将相的家族背景，也不曾经历“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他们默默无闻，清冷过日，但恪守信仰，在寂寞中不懈努力，看上去是如此平凡，以至于与他们的交流，是心灵的直接对话；说高贵，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关心现世的“成功”，而是毅然选择了新奇但未知的远方去风雨兼程，目标了辽阔但孤单的地平线去留下背影[2]，他们是有信仰的人。用生命去诠释信仰，令人钦佩，用信仰去支撑生命，彰显高贵。他们留下了故事，作为后人心灵的洗剂，让我们有楷模去比照去学习去体悟。

　　这样的初衷肯定是良善的，尤其在当代中国，一个正形成着“道路通向城市”（苏力一书名）局面的国家，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物质诱惑对旧有制度、规范的瓦解和重塑，人们更加看重实际利害和传统的理想信念逐步淡化，更关键的是无论是数据显示还是我们的真切感受，这个社会的纯洁的因子正在一点一点褪去等等呈现的“道德滑坡”的问题让我们谈马礼逊和伯格里应该是有意义的；再有，这个故事的受众是一群意气风发、尚未涉世的大学生，用句政治正确的话——“世界……终究是你们的”，“你们”就是这群像八九点钟太阳的我们。但这毕竟是政治正确，也许会起到调动情绪的作用，但情绪只能是暂时的机会的，更冷静地看，如果我们承认当前的社会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系并发展目前的水平，而社会新秩序的建构也不是一时之功，那么这样的信仰就注定是奢侈品——人们是生活在生活之中，而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并不会像书本教条那样一板一眼。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以语境论[3]作为主要的论证方法，试图分析在“严重的时刻”里通常情况下的人与信仰、道德的关系，并结合所学专业。我认为，由于伯格里相对于马礼逊在成就上更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4]，因此从实际贡献程度来看评价来看更加高贵，我将以其作为案例展开剖析。

　　一

　　伯格里的故事大致是这样：如果老老实实的话，塞缪尔·伯格里应该在英国文官机构安静充实，甚至殷实地度过此生，但“个体现世的幸福，很容易落入担忧与恐慌、空虚与厌倦”，出于一种青年特有的书生意气，他手捧耶稣的圣谕，转而成为一名职业传教士，远赴重洋来到中国，时间是1886年，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宰割的时候。虽然他来自的英国气势盛盛，但他本人却相当低调；并没有招锣打鼓，并没有夹道列席，并没有灯火酒绿，而是像被发配——其实更像自我放逐——似的，来到了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石门坎在遥远的云贵高原上，那里聚居着苗民，而从上海到那里，他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一路人只活下他和一个叫邰慕廉的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