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即使在未来的理想模式下，取水许可仍为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这里的理想模式是指，在时效取得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得以确立以后，水权将存在三种取得方式：除开依法直接取水和依申请取水外，还将存在依取得实效获得水权，即“当用水人公然地、平和地、持续地用水达到法定期间时，可以自动地取得水权。”[23]然而，即使在这种理想模式下，依法律直接规定取得水权和依取得实效获得水权仍然“只占较小的比重，大量的水权都要基于取水许可产生，可以说，取水许可制度系水权诞生的摇篮。”因此，认为取水许可制度主要是行政法律制度，而水权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进而否认两者联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水权是“公权性质”的私权，受公法限制尤其是行政法限制十分明显，所以，“取水许可制度与水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先天的性质。”[24]
【作者简介】
刘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姜双林、王宝臻：《对水权性质和特征的几点思考》，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2008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2008.10.16～19·南京）论文集，p147.
汪斌：《取水许可之法律分析》，中国环境法网，访问地址：http：//www.riel.whu.edu.cn/article.asp?id=24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p83.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p36.
台湾水利法第15条，载于：http：//www.chinabaike.com/law/got/tw/1379266.html.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p93.
关涛：《民法中的水权制度》，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第4期，p390.
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nline，LingoesDictionary.
李燕玲：《国外水权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价值》，中国环境法网，访问地址：http：//www.riel.whu.edu.cn/article.asp?id=25584).
姜文来：《关于水权的几点认识》，载于水信息网，访问地址：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05.
王蓉：《中国水权建设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4期（下），p40.
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p189.转自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现代法学，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p135.
张郁：《南水北调中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水利发展研究第2卷2002年第3期，p4.
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现代法学，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p135.
曹明德：《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p78.
“脱离水资源的所有权谈水权，只能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确立和保障有效配置水资源的水权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参见：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现代法学，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p135.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p92.
王志华、董戈英、任智勇：《论加强黄河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载孙广生、孙寿松、陈连军主编：《黄河水资源管理研究论文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6月版，p108.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p36.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p93.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p36.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p36.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