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庄案”一审结果的公布，到二审的开庭审判，在这期间，我们读到了诸多关于对一审程序和结果的抨击和批判，对于庭审程序的违法之处，对于证人不愿出庭的尴尬，对于律师获刑的意外，对于一位律师获刑可能昭示中国法治悲哀的倒退，对于“李庄案”折射的中国三十载法治进程的拷问，对于律师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些都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举国都在关注，众人都在期待，到底什么才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到底谁才是造假的元凶？到底谁才是违法的先行者，到底谁才是打黑的牺牲品。这些“到底”的答案，我们只能有待于二审程序的回答。

　　在我论述“李庄案”的一审程序时，倾向于将其定义为行政意志操作的裁判，基于前期的判断，再结合一审裁判后各方的抨击和批判，行政裁判的意志依然会强加于二审程序，只是，二审程序很可能不会如一审一样，让公众看到明显的违法之处。是证人不愿意出庭，还是被逼不能出庭，我们希冀在二审程序中一见分晓；案件事实的真相，我们希冀在二审程序中予以查明；对相关证据的采纳和质证，我们希冀二审程序中见到真正的法庭辩论；对看守所的录像，我们希冀见到录像画面以还原真相和事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期待，这些，都是获知真相的必须，这些，都是公正裁判的根基，这些，都是打黑合法化的前提，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根本。只是，在“李庄案”的一审中，我们缺失了这些，我们故意忽视了这些，我们有意回避了这些，我们刻意不予考虑这些，而这些，恰恰是保障打黑可否顺利进行，打黑能否获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不知，重庆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是否还要在二审程序中一意孤行、不知悔改呢？

　　当行政领导给公检法机关下达打黑的任务和命令时，我们即已知晓，打黑已经变成了行政领导的意志体现，可以或是必须牺牲法治以保障打黑的“顺利进行”，这是行政打黑的必然。我在阐述打黑运动中律师获刑是政治运动的必然时说明，当打黑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时，恰恰牺牲的是我们的法治，而不是以打黑的运动推进了我国法治的发展。如果，打黑依靠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其中暗含的司法擅断、公正公平被摒弃、律师获刑、无辜者被冤屈、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必将摧毁我们三十载的法治发展和进程。司法机关在打黑中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不是公众不相信司法，而是我们的司法避免不了被行政意志左右的嫌疑；不是公众不相信“李庄案”的一审合法，而是我们的一审程序明显违法；不是公众就此放弃司法，而是司法常常让公众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