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除去民族共和国领土以外的土地才是俄罗斯联邦领土的人，在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从22.5%上升到47%，认为凡是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人从25%上升到48.5%，认为共和国、边疆区、州应当拥有自由退出俄罗斯联邦权利的人从17%上升到35%。而且，居住在这些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也从8%上升到16%。[39]

　　当然，俄罗斯联邦的前景也并不是完全的悲观。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一方面发出了建设“俄罗斯国家民族”的号召，力图以“多元一体”为原则将国内各民族统一为政治民族和国家民族——其所谓“多元”是指要扶持和发展各族裔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一体”则是指各族裔民族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即全体公民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认同；[40]另一方面，通过批准《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将俄罗斯按地域原则将原来的89个联邦主体编为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并赋予他们广泛的监督和执行联邦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权力，从而加强对各个地区的垂直领导。很显然，普京已经意识到俄罗斯联邦的根本问题——“民族政治自治”所带来的危害，并力图通过文化和政治两种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像季什科夫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出要大力发展地方自治，逐步使民族与区域自治脱钩，把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改变为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联邦制。这样，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地方自治，特别是要发展民族文化自治；另一方面，要从组建民族自治实体的思路向实行民族文化自治的思路转化，以满足民族自我意识增长的需求，最终使俄罗斯走向美国式联邦的道路，使俄罗斯的各个地区都能做到人权和公民权真正高于民族权。[41]

　　所以，在本文看来，尽管目前俄罗斯的央地关系政策似乎是以牺牲联邦主体的自治为代价，但要在这个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不对称联邦制找回秩序，最为根本且亟需的路径应该是改造俄罗斯联邦制的基础。只有这样，一个真正健康的联邦制才会在俄罗斯经过涅槃实现浴火重生。[42]

　　五、结语

　　研究联邦主义的伊拉扎教授曾经敏锐地观察到，苏联联邦体制的目的是“在政体内赋予各个独立的民族团体在宪法内享有权力”，但是“联邦制的结构掩盖了一个使国家处于中央集权制下的与联邦制原则产生直接矛盾的权力集中”，其甚至富有创见性地将苏联这种联邦制称为“作为手段的联邦主义”。 [43]毫无疑问，这些论断都富有启发性。不过遗憾的是，他只陈述事实的一半，既忽视了列宁当初建立联邦制的无奈，也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建基于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所可能带来的结果。

　　同样，尽管我十分赞同公共选择学派的“奥茨分权化定理”（Oates’ decentralization theorem），[44]亦认为布坎南教授所谓的“竞争性的联邦主义”（即国内不同地区和层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联邦主体或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却不敢苟同对于布坎南教授从西班牙的差别性联邦结构中所得出的结论

　　“竞争性联邦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而且可以作为结构改革的有规范性意义的向导……只要各省的公民能够对其所在地区保持足够的忠诚，不产生平等待遇的要求，这种联邦制似乎还行得通” [45]

　　因为他的分析范式既对不同民族间的隔阂、嫉妒以及仇恨视而不见，也忽视了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不对称联邦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各个联邦主体的公民是基于对民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认同国家的话，那这种联邦制就不是“似乎还行得通”能够解决的了。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尽管一国的各个民族应当进行自治，但这只应当是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制所遭遇的困境说明，无论联邦主义是否属于一种值得追求的理念，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主义却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其不但不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而且可能背离甚至肢解联邦和国家。因此，对于联邦主义和联邦制，我们不应该毫无条件地鼓吹和呐喊。如果说联邦主义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其自身携带的 “病毒”应该被及早铲除。

　　当然，上述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前人求全责备，相反，我们应当深刻同情和理解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困境。不过，这种同情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在已经可以看清这种体制弊端的今天依然要顽固坚守，或许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对于那些建立了单一制但却同时实行民族区域政治自治的国度来说，苏联联邦制的教训同样值得警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