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1917年沙皇在无奈中退位的时候，他惠赠给后代巨大的遗产，即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但同样留下了庞杂的债务，其中就包括国内少数民族对于俄罗斯帝国以及这个帝国的主宰民族——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抱怨和仇恨。

　　二、作为权宜之计的联邦制的无奈与乐观

　　依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9]这一理论已为我们所熟知，不但理论意义深刻，而且对随后的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种用“阶级/国家”范式来描述和分析国家性质的理论，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影响，进而也忽视了民族问题对于国家建构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马克思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有关。在马克思看来，

　　“民族感情本身旧是虚假意识的产物……一个特殊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制度的残余结合在一起实行的经济统治，有意或者无意地导致了它的产生。……民族主义是人类自决地渴望受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地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10]

　　既然资本主义仅仅是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因此只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而且当无产阶级将统治整个世界时，民族主义的问题自然也将消亡。马克思相信，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随之消失。”[11]

　　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尽管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却带有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且强烈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进步观印迹——直到在19世纪，

　　“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往昔野蛮历史的一种非理性的遗存，或者是文明的倒退。”[12]

　　那时的西方人，甚至是那些坚信人类的发展有规律可循的预言家和历史哲学家，从卢梭、康德、黑格尔，到圣西门、孔德，都坚信世界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方是黑暗的势力——教会、资本主义、传统、权威、等级制、剥削、特权，另一方是光明的力量，是为理性、知识、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壁垒，为平等和人权（特别是劳动大众的人权），为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为减少不幸、压迫和野蛮现象二从事的斗争，以及对人们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差异的强调。”[13]

　　所以，他们要么是根本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以后的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威力，要么是认为它不太确定，以至于不值一提。尽管马克思的判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或者其他预言家的空想或者预测，但他同样认为，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忠诚是欠发达或者是野蛮状态下的非理性抗争，而且终将被历史淘汰——当然，人类随后的历史将证明，这种预测同样过于乐观。

　　在最初的一个时期，列宁坚信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及其在全世界的实现，民族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然而沙皇时代留下的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问题却不容乐观。二月革命以后，民族矛盾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和自治运动，十月革命之后，尽管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917年到1921年间，首先是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领导的政府为“中央政府”，其次则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政权组织相继成立。这时，为了应对各个帝国主义对于新生苏维埃的围攻，列宁所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团结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他更需要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正是在此一历史境遇下，尽管列宁将国家/阶级这一理论范式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4]但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只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民族问题，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范式中加入“民族”的因子，并发展出如下理论：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