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联邦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谈起

　　一个国家应当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一直是人们所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联邦制并没有在中国实行，亦没有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张。但在西方，甚至在本文将要讨论的俄罗斯，人们却普遍认为，依据联邦主义建立联邦制，对于地狱广袤的大国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大写真理”。在众多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知名学者的言说中，我们听到了对联邦制不绝于耳的讴歌和赞美。[1]

　　附和、鼓吹或者批判联邦主义并非本文的重点，这个问题将存而不论。我所关注的是，当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大国决定实行联邦制时，其能否将联邦的基础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的基础之上。为此，我选择俄罗斯这个已经实行联邦制但却深深为之困扰的国度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建立在民族政治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制，不但不利于国内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而且将会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攀比、嫉妒乃至仇恨，并将最终危害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一、沙皇时代的遗产和债务

　　毫无疑问，在谈及俄罗斯联邦制的产生时，我们应当追溯到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起草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首次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同时授予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自主地决定下述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如果愿意，他们将在何种基础之上加入俄罗斯联邦？”[2]

　　对于此一宣言，以往的宪法理论更加关注的是其“首次使无产阶级的人权概念上升为法律原则”这一重要意义，但却忽略了其对于俄罗斯乃至随后苏联联邦制的建立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忽略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以民族政治自治为基础加入俄罗斯联邦所具有的可能意义。然而，这种影响却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样，“表面看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3]如果我们在认真回顾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我们将会发现，正是此一宣言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促成了俄罗斯联邦制的诞生，并规定了俄罗斯此后近百年的政治架构和发展方向，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依然与这一宣言所包含的思想密切相关。

　　人所共知的是，直到20世纪初，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生活着诸多的民族和部落。在那里，沙皇实行着拜占庭式的神权专制。[4]出于宗教上的因素，历代沙皇对于新征服地域上的民族通常会给与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但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民族压迫几乎无法避免的。到了19世纪时，当“君权神授”的思想再也无法牢固地支撑沙皇统治时，俄国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重构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国统治集团认为非俄民族是革命的根源，因此希望利用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去抵制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安。[5]这意味着，沙皇所支持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境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人才是忠贞的子民，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只有在变为俄罗斯人之后才能取得与俄罗斯人同等的地位。在实现此一目标之前，他们只能被当作劣等民族和次等公民对待。[6]从1880年代开始推行的“俄化”政策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正如后来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那样，沙皇这种傲慢的政策和错误的做法带来了两种性质相同但效果截然相反的团结：俄罗斯民族的团结和非俄民族的团结。其中的缘由不难理解，当沙皇试图以出身和血统来给国内的民族进行两极排列时，其几乎触犯了俄罗斯帝国境内所有的非俄罗斯人。那些原本并没有民族意识的族群和部落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寻找自身的民族归属，并最终在部族整合的基础之上开始形成一个个的民族，[7]而本身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哈萨克人则更加凝聚一心。最终，最初效忠于沙皇的大大小小的，新的和旧的族群，如同沙皇所做的那样，开始诉诸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对抗沙皇的统治，只不过矛头相反而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