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锡生,男，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段小兵，男，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注释】
黄禄星、黄国勤：《农村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第5卷第3期.，第29页。
李克强副总理讲话：《要切实把农村环保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载《环境保护》2008年第8期A,第5页。
毛如柏：《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立法》，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3页。
农村环境污染与城市环境污染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生活与工业生产、城市生活对环境影响的具体方式不同，体现在污染物的产生、种类、危害后果、防治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需要单独立法保护农村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前，由于农村环境的自净能力大大高于城市，农村环境立法的必要性不太明显；而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污染转移到农村以及农业生产本身污染的严重化，超出农村环境的自净能力，这时农村环境单独立法保护的必要性就更突出了。
如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就是为控制工业污染设立。通过总量控制、许可证、排污收费、超标罚款、排污口规范等措施，控制大量的企业排污活动。但它对面广、分散、隐蔽的农村生产、生活排污行为却无能为力。
张建伟：《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村建设若干环境问题研究》，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3页。
虽然我国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但笔者认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的各种环境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公民能否以“环境权”或者“环境权益”为诉讼标的直接提起诉讼？这涉及到对“环境权”的制度性质和权利定位，即“环境权”到底是一种自然权利、宪法性权利、还是环境法上的权利、甚至是民法上权利？对此，笔者主张将“环境权”定位为一种概括性的宪法性权利，相应地，应该在宪法中加入对公民环境权的宣示性条款，并不得以其为诉讼标的直接起诉，而通过国家环境管理、刑事保护和民事救济（对具体涉及环境权益的民事权利的救济）等保护，这样可以避免“环境权”理论的泛滥造成理论的混乱和不被司法实践所认同的局面。
汪再详：《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述评》，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82 页。
在有的国家，如日本，就用“蓄产公害”概念来突出畜禽养殖污染的严重性。
张陆彪、彭新宇：《我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立法思考》，载《环境保护》2007年第1期A，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