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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保持经济平稳、高速发展的同时，党和政府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不断加大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全国农村生态环境形势总体上仍然比较严峻，农村生活污染、面源污染还相当严重，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态功能退化等情况还在发展。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制约更加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2]总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环境法律制度的嬗变
（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概述
新农村建设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包括环境法律制度。总体看，“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26部,行政法规50多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项、军队法规和规章10多项,国家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国际条约51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1600多项,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这是我国环境立法的总体情况。但是，我国农村环境立法却极其薄弱。
首先，环境立法理念上的“城市中心主义”。与城市环境问题相比，农村环境问题有许多特殊性[4]，照搬城市环境立法“一刀切”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单独立法保护。而我国传统环境立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较浓重，大部分现行环境法律都是为城市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防治等而制定[5]，至今还没有一部保护农村环境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对农村环保问题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立法缺陷。对此，已有学者认识到，指出“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环境保护立法虽然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仍然表现出大城市利益中心主义和大企业中心主义的特征。政府更多关注大城市的环境保护需要，对农村环境保护则重视不够，从而导致城乡环境问题解决的分离；现实后果就是在城市环境问题尚未很好控制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公平和正义受到影响。”[6]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国以来，奉行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逐步分裂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城市的发展长期建立在牺牲农村、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农村沦为城市工业的单纯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生产，农民群体的正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包括其环境利益，再加上农民群体“天生”的分散性、文化限制等特点，逐步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城市和农村、城里人和农民之间文化、信息、社会地位等各种资源严重失衡、悬殊的情况下，立法的话语权也很容易被垄断，法律的利益天平发生倾斜，农民的环境利益没有受到法律的重要关注，环境立法理念上出现“城市中心主义”是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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