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形成了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以及在执行游戏规则方面非常强大的、难以羁绊的自由裁量权，这才是症结所在。足球比赛理应是最讲究规则的。规则的适用涉及规则的解释，而我国的规则解释方式却非常有特色，往往造成要么僵硬失调、要么灵活无度的困境。
例如，当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门的行政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地方法院就不必说了，连最高法院也没有资格对各种行政规则当否做出判断。碰到行政规则的矛盾，需要进行解释时，地方法院不得不把问题提交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本身并不能作出决定，还需要提交国务院，通过行政解释的方式进行决定。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解释和相应的不断整合化的作业，只有不断细则化的规则创制，在审判过程中规则解释所占的比重非常小。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采取法律共同体内部的推理、解释、论证等技术手段来限制审判裁量权的通路基本上被截断了。其结果，一方面很难在制度上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外部的、极端的方式寻求司法公正，造成了大开大阖、不断动荡的政治化格局，反倒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为玩弄法律的行径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具体到黑哨事件，实际上权力与市场短路结合的垄断性管理体制才是真正的病灶，正是这种缺乏功能分化和职业化的制度条件，使得裁判不公的行径得以招摇过市并且有利可图。
赌球现象还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性。在万物商品化的背景下，货币和当事人的同意能够解构某种规则体系，却不能防止腐败通过互惠性食物链蔓延，甚至反倒成为恶性牟利同盟结聚力量的媒介。现代法治为良好的市场提供了非市场性的基础，为健全的自由提供了不自由的基础，但是，当市场性或自由过度膨胀，就会导致这个非市场性的、不自由的法治基础瓦解，反过来也会扭曲市场机制和自由的条件。
要瓦解上述裁判不公的病灶，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群众的讨价还价和当事人和解，而是预设表达异议的通道以及信息公开。在某种意义上，打假反赌风暴就是信息公开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手段，也是通过警力斩断互惠性食物链的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接下来还要做的，或者更应该做的，是为司法独立扫清各种障碍，确保对相关贿赂案件的审理不再出现黑哨现象，不再形成打假变假打的流弊，不再助长被告试图在审讯和公诉过程中继续赌球的动机。
但愿足坛打假反赌刑事案件群会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拐点，从此中国将告别那些“痞子资本主义”因素，转入合法经营的新阶段。基于这样的观点，似乎还有必要提倡一下体育竞技法（SportsLaw）的研究，让所有人都从比赛遵循游戏规则以及费厄泼赖精神中受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