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从社会保险、高速公路和环境保护到农业补贴、高等教育资助和联邦税率变化，联邦权力的任何扩张都必须通过修宪。修宪必须通过州的“双多数”：代表各州的州委员会(CouncilofStates)必须具备多数才能通过立法，且多数州必须通过公决才能批准修正案。和西欧其它国家不同的是，瑞士在1950-80年期间的联邦权力实际上相对下降了。绝大部分公共部门的扩张都发生在州这个层次，而州也掌握着几乎绝对的税收自主权。虽然各州的生活水准存在着显然的差距，联邦在均衡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11]
巴西宪法明确规定了共有权力。第23条规定了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有12项共有立法权，包括公共救助、医疗、就业、文物保护、文化、教育、科技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联邦权力仅限于建立“一般规则”，各州在存在联邦立法的情况下只能制定补充立法。但在联邦优占之前，各州在共有立法领域内享有完全的立法权。另外，即使对于宪法授予联邦的权力，也可以通过联邦立法委代为各州。虽然第21条的权力是不可委代的，但是联邦可以通过法律授权各州在第22条的列举权力范围内立法。
虽然墨西哥宪法体制没有给共有权力留下太大余地，宪法本身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最高法院在不同的意义上用了这个词，也就是不同层次的政府可以对同样的对象征税。[12]另外，1917年宪法第37条授权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在人类居住和环境保护领域中共同合作(concurrence)。但是联邦和州确实存在一些共同权力，例如第18条规定联邦和州政府为治疗流浪儿而共同设立特别机构，第73条第17款规定联邦有权在“一般通讯通道”领域内立法，意味着各州有权在地方性通讯通道领域立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事项的一部分由联邦、一部分由各州立法。和其它拉美三国不同的是，墨西哥宪法并没有将民法和刑法完全授予联邦，因而各州具有剩余权力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和程序法，一般也被认为是各州和联邦的共有权力。[13]另外，在州权保留条款之下，宪法规定一些事项由州和联邦的共同的执行，例如国会应当立法规定在联邦和州之间关于教育职能的分配。类似地，阿根廷宪法没有明确规定联邦和各州的共有权力，但是法律界认为这类权力是存在的，譬如保护环境和原住民的权力。[14]
巴西和委内瑞拉宪法规定了共有立法权。巴西1988年宪法规定了16项共享立法权，主要涉及财税制度、经济与城市发展立法、商业注册、法庭服务支出、生产和消费、文物与古迹保护、教育文化、法律援助等（第24条）。委内瑞拉1961年宪法允许联邦和各州存在共有权力，但是联邦政府的中央化实际上使这类权力失去作用。由于1961年宪法第136条和1999年宪法第156条详尽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各州和地方权力相当有限，且共有权力必须具备联邦法律依据。直到1980年代后期开始提倡放权，共有权力概念才重新复活。1961年宪法第137条规定：“国会可以为了促进行政分权，通过每个院成员的2/3多数表决，将属于联邦权力范围内的特定事务分配给各州或市镇。”1980年代后期开始分权运动后，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分享宪法分配给“国家”(State)的几乎所有权力，例如保护协会、企业、家庭和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等。1990年，委内瑞拉实施《地方分权组织法》，不仅将一系列属于联邦的权力转移到州，而且预言以后将逐步下放更多权力。但是部分由于各州不具备行使新权力的行政或财政能力，权力下放实际上相当缓慢。1999年宪法第165条明确规定了共有权力，但是共有事项由联邦基本法和各州发展法按照相互依赖、协调、合作、负责和辅助原则决定。
俄罗斯的中央和地方分权是一系列政治斗争和谈判的结果，因而缺乏宪法上的稳定性。《联邦条约》并没有澄清联邦和单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共有立法权仍然是一滩浑水。1993年宪法第72条列举了共有立法权，包括土地使用和处理、矿产资源、水和其它自然资源、公共医疗设施、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休闲和科学设备等。联邦、地区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共同责任有环境保护、住房、执法、国家财产的界定以及地方自治组织的一般原则。[15]第78条为解决管辖冲突提供了一种机制，联邦可以将权力转移到单元或反过来。第11条第3款规定，双方“总统”可以通过双边条约相互委代权力。到1996年，俄罗斯总统已经和9个共和国总统签署协议。此后，联邦总统又和十几个州和自治区签署协议，此外还有100多个处理共有权力的条约。之所以允许条约形式来调整权力的实际分配，首先是因为双边条约比修改联邦宪法更为容易，因而使俄罗斯联邦更为灵活，避免使联邦和单元之间的权力关系过早宪法化。其次，这种安排允许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并承认联邦内部的单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允许“能者多劳”——那些更有行政和财政实力的单元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这种分散谈判制度使联邦关系过度取决于短期政治考虑。例如在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选举之际就和若干单元签署了分权条约，希望通过联邦让步获得对他个人的支持。一大堆的双边条约造成了莫斯科和地方政府关系的任意性，且具体的谈判内容和范围都很难受到限定。[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