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官员应慎重考取官代书，“不担择其文理，还当觇其人品。或状貌善良，语言醇正，方许充当。又谕其遇有民间细故来讼，必先劝止。劝之不从然后书写。不得一字添捏。收呈之日，查问原告供词，若状纸中多属代书装点，即行斥革另换。”[83]官代书的考取方式，黄六鸿认为：“有在本治为人代书词状者，许赴本县，定日当堂考试。词理明通且验其状礼貌端良者，取定数名，开明年貌籍贯，投具认保状，本县发一小木印记，上刻正堂花押，下刻代书某人。凡系告诉状词，于纸尾用此印记。严谕代书，无论原被，止要据事明白直书，不许架空装点。”[84]黄六鸿声称，他在山东郯城、东光县任知县时，通过上述办法，当地没有人“捏虚告理”，省却了许多心事。据此，则官代书录取标准大致为词理明通与相貌端良。关于官代书考试的具体内容，笔者仅见到清代个别官员的文集中留有某些线索，如周石藩在《谕代书条约》中谈到：“本县昨甫下车，即以‘止讼’二字分考尔等。”[85]则是县官以官方对待诉讼的价值取向为题考录官代书。

　　不少地方官员除慎重择取官代书外，还以《大清律例》为基础，对官代书的职责制定实施细则。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为各地方性诉讼规则──《状式条例》多涉及对官代书职责的规范；其二为许多官员对官代书制定专门性条约或示谕。

　　清代诸如《状式条例》的地方诉讼规则对违规的官代书制定了惩罚措施。从康熙至光绪年间，笔者所见《状式条例》涉及规范官代书的条款占《状式条例》条款总数的比例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同一地区，该趋势表显得尤为明显，如下表所示：

　　
　　
　　
　　
　　
　　
　　
　　
　　
　　
　　
　　
　　
　　
　　
　　
　　
　　
　　
　　
　　
　　
　　
　　
　　
　　
　　
　　
　　
　　
　　
　　
　　
　　
　　
　　
　　
　　
　　
　　
　　
　　
　　
　　
　　
　　
　　
　　
　　
　　
　　
　　
　　
　　
　　
　　
　　
　　
　　
　　
　　
　　
　　
　　
　　
　　
　　
　　
　　
　　
　　
　　
　　
　　

年代	《状式条例》来源	涉及官代书的条款数量	占《状式条例》条款总数比例
康熙年间	《福惠全书》“告状不准事项”[1]	1	6．7％
康熙年间	徽州休宁县《词讼条约》[2]	2	33．3％
乾隆年间	云南省武定县“刑律数条”[3]	1	8．3％
乾隆二十年	徽州黟县《状式条例》[4]	3	25％
乾隆五十九年	《福建省例》[5]	3	21．4％
乾隆五十六-嘉庆十二年	巴县《状式条例》[6]	1	7．1％
道光三年	巴县《状式条例》[7]	1	10％
道光四年-道光十二年	宝坻县《状式条例》[8]	1	6.3％
道光六年	巴县《状式条例》[9]	6	31．6％
道光十二年	巴县《状式条例》[10]	7	36．8％
道光十六-咸丰元年	巴县《状式条例》[11]	8	42％
咸丰四年	巴县《状式条例》[12]	5	55.6％
咸丰九-同治八年	巴县《状式条例》[13]	4	50％
同治十二--光绪年三十年

上面法规内容为部分内容，如果要查看全文请点击此处:查看全文

【发表评论】 【互动社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