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沿革

　　清代中国普遍存在一种与诉讼相关的重要职业──代书。代书经官方考试录取，由衙门颁发印章，故称官代书，官代书主要以为人抄写状纸营利。据文献记载，当时国家对类似职业的法律规定至少早在康熙年间的则例中就已出现：“照得衙门官代书之设，稽查匿名、杜绝谎状。是以《现行则例》内开：凡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驾词诬告以致伤财害俗者，严拿治罪等语。” [1]此处所云《现行则例》当与康熙后期修订的《本朝则例全书》的规定有关──“凡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并驾词越告，以致人伤财害俗者，令地方官严拿照律从重治罪。”[2]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刻的《大清律辑注》注解“教唆词讼”律文时云：“恶棍包揽词讼，与代书教唆词讼，皆有新例。”[3]是以至少早在康熙年间修例时已涉及对官代书的规范。

　　至雍正年间，《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謄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4]清人吴坛认为，此条系雍正七年定例。查原例专指直省府州县而言。至雍正十三年，又有在京刑名衙门设立代书之例。[5]嘉庆二十二年新增条例又规定：“凡有控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 [6]

　　衙门考取代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传统社会乡间民众识字率不高，“代书所以代民书状也。乡野愚民，孤嫠老弱，身负冤抑，不能书写，爰诉于代书以写状。” [7]如清末薛允升认为，“乡民不能自写呈词者颇多，觅人代写，则增减情节者，比比皆是矣。”[8]因此代人书写状纸这样的活动出现很早，类似的业务至少早在唐宋时期就受到法律规范。唐宋法律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9]宋代类似的行当及他们的店铺，当时被称为写状书铺户、粥状人、书铺、书状人、书写人等。写状书铺户当时被官府赋予许多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审查诉状的内容。宋代李元弼《作邑自箴》的“写状钞书铺户约束”对写状书铺的规范记述很详细：写状书铺户必须由三名本地人保举，无犯罪前科。经官府审查批准，“籍定”入册、发给营业执照和木印后，写状书铺户方可挂牌开张。如果写状铺户改行或死亡，要将木印子送官毁弃。[10]写状书铺虽非官设机构，但经官府审查许可，其业务活动受官府严格控制：书写词状必须遵循法定格式，写状书铺户违反法规，将会被毁劈木牌、印子，以后不得再开张。有学者认为，除了代人抄写状纸，宋代（尤其是到了南宋后期）书铺在诉讼中担负了鉴定各种官私文书的责任，包括：辨验关书，辨验典、卖田契，辨验上手契书，辨验定亲帖子，辨验告身、批书。他们鉴定的结果，往往作为判案的根据。[11]

　　南宋时朱熹颁布的《约束榜》也详细规定了写状书铺的职责：其一，书铺若触犯法规，或经手的诉状未曾盖印就令当事人呈交给衙门而导致紊烦官司，除对书铺惩处外，另吊销其营业执照（“毁所给印子”）；其二，凡是诉状未曾注明每一法定细节（如当事人不能出庭缘由、妇人有无疾荫、娠孕等等），首先提书铺是问；其三，若经书铺撰写的诉状事后发现与当事人无关，同当事人一并科罪；其四，书铺应严格依照规定的格式书写诉状，明确注明案件受理月日，否则吊销营业执照，并同诉讼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五，书铺书写的状纸未真实反映案情，将受惩治。[12]与北宋《作邑自箴》相比，南宋《约束榜》对写状书铺户的规定大为细化。

　　代书业在宋元以来一直沿袭。元代衙门为“革泛滥陈词之弊，亦使官府词讼静简，易于杜绝”，对书状人与书铺的一些职责作了简要规定。[13]宫崎市定认为，元代状铺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营业，他们必须先分析案件是否值得提起诉讼，即所谓“应告”、“不应告”，然后才决定是否代笔。[14]这与宋代的情况近似。陈智超认为，元代前期还存在书铺，大德年间以后改由官府派吏人充任写状人。自明至清，这种职业改称为代书。[15]明朝初年，《大明令》规定了诉状的专责书写人：“凡诉讼之人，有司置立口告文薄一扇，选设书状人吏一名。如应受理者，即便附簿发付书状，随即施行。如不应受理者，亦须书写不受理缘由明白，附簿官吏署押，以凭稽考。”[16]则明初与元朝类似，由官府派官吏充任写状人，与清朝官代书制度大为不同。

　　二、收费、名额与戳记形制

　　清朝官代书抄写完状纸后，盖上官颁戳记，由衙门验明，方可收受。因此，有无加盖官代书戳记为衙门决定是否审理案件的前提。[17]如，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新竹县妇女郭何氏呈交的催呈没有官代书戳记及其它原因，受到衙门斥责：“妇女递呈，不列抱呈，又无代、保戳记，不阅掷还。”[18]又比如，清朝后期浙江省黄岩县诉讼档案中的第11号诉状加贴“代书不敢用戳”，县衙批词为“无戳特斥”。第23号无戳，知县裁定“无戳不阅”。 [19]该规定至少始自于宋代，南宋时期曾在抚州任官的黄震颁行的《词讼约束》规定“（诉状）不经书铺不受。” [20]

　　代书人为当事人的诉状盖上戳记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78件晚清黄岩诉状中，无代书戳记的共有11件，只占总数的14％（第77号诉状因卷残看不到是否有戳）。其中第36号诉状加贴“家贫如洗，无力用戳”和“戳盖前词，恩求免用”二纸，第38号诉状加贴“戳盖前词，恩求宥免”，第64号诉状加贴“家贫无力，求恩免戳在内”。孙鼎烈在一份当事人的呈词中也曾作出如下裁决：“（林加煊）词不盖戳，念其贫苦，恐代书有索费情弊，从宽受理。” [21]这均表明盖戳意味着呈状人要向官代书缴纳费用，无戳者多为付不起费用。

　　官代书收入来自于为当事人抄写状纸。有的官员为官代书设立了收费标准。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福建省臬司认为院、司、道、厅衙门呈词少，提议官代书每次用戳收纸张、笔墨、饭食钱二十四文，府、州、县衙门词讼更多，官代书每次用戳，准受纸张、饭食钱十六文。巡抚姚收到禀报后，答复如下：“如详刊入省例，通行各属遵照。至代书填写呈状用戳，并需用纸张、笔墨、饭食等项，院、司、道准其受钱三十文，其府、州、厅、县准受钱二十文，毋许额外多索，如违究处。余已悉。”[22]巡抚将府以上机构辖下的官代书收费提高到三十文，府及以下机构辖下的官代书收费为二十文。该标准随后通行全省。曾于湖南省任知府的张修府也设定官代书的收费标准：“无论新旧词由，该代书拟稿、盖戳，准取笔资三百文，自稿盖戳一百文，毋许额外需索。倘敢贪取重赀，将无作有或代为包揽，夤缘种种，招摇撞骗者，照书役诈赃例酌定罪名。” [23]状纸全由代书拟稿书写的每份收费三百文，当事人自行撰写由官代书盖戳的，每份状纸收费一百文。与此不同，嘉庆八年张五纬对官代书的收费并未制定统一标准：（官代书）“其盖戳钱文，应听来人量给，亦毋居奇勒索，致干咎戾。”[24]相当于官代书收费视当事人的情况而定。对比湖南张修府制定的标准，福建省的官代书收费少许多。但在司法实践中，福建省官代书收费未必一直依据巡抚颁行的标准。戴炎辉认为，从清代后期台湾淡新档案（台湾当时属福建省）反映的情况来看，代书的酬劳视事件的难易及委托人的贫富而定，少者四、五毛，多者六、七毛，甚至有达百余元者。[25]日本学者认为，官代书除了抄写状纸收费外，地方官颁定、商人印刷的状纸也由之贩卖。清代台湾纸商批发价纸之值约六分，而代书领价，在县一毛六分，府二毛，省五毛。[26]另外，清代后期曾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调查曾发现，江苏如皋县每逢告期“代书戳费五六百文至千余文不等。”[27]田涛在徽州发现的清代嘉庆朝诉讼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一簿“告状费用收支帐”，其中记录了清嘉庆朝“官代书”每写一状收费“写状银五钱”。[28]这个数目与前述丁日昌的调查发现类似。这说明，官代书的实际收费一般要高于官定标准。

　　这种情况在晚清四川省巴县更是如此。根据晚清关于四川诉讼习惯的一项调查，该省代书费至少者一百文，至多者一千文。[29]从目前笔者所见巴县档案反映的数据来看，代书费大致在此范围内。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巴县书吏陈厚泽私捏副取代书廖玉卿之名，每张呈词收取戳记钱二百文。据其它书吏称，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陈厚泽共获利数百两银子。光绪三十一年冬戳记费提公后，陈厚泽又私刻楷姓篆名小戳记，在“辛力写字钱”之外，每张呈词勒索钱一百八十文。从光绪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1906）正月共三十九张呈词，陈厚泽额外收费七千零二十文。而按惯例，官代书每张呈词只能收辛力写字钱三百六十文。为此，知县批示对陈厚泽责掌锁手、革除卯名，廖玉卿戳记销毁。[30]据上可知，在光绪三十一年冬之前，巴县官代书的收费分为两项：“辛力写字钱”三百六十文，戳记钱二百文，共计五百六十文。不过，即使这个数额，也远远超过官定额度。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光绪三十年六年正堂傅在任期间，其颁行给李春华、魏光宗等人的官代书戳记明确注明：“每张给笔墨辛力戳记钱二百六十文，写字钱四十文，不准多索。”[31]总共才三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