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组织皆有管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内部当然存在行政管理，但是却不应简单等同于行政法之行政管理，自然不受行政法之调整。行政法只调整——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用于外部相对人。这就是行政法的——疆界。其他所有的社会组织（含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不论对内还是对外）均与行政法无涉。即使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管理（即内部行政），也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应单独规制（而不是像以往的“特别权力关系”那样——不规制）。这就是“瘦身”之后的行政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让行政法无限制的“增肥”，恨不得把一切组织的行政管理皆纳入其中。这可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呀。

　　什么是法律的禁区？思想！一切行为，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皆在法律可控的范围之内。即使是所谓的事实行为，例如“下气通”（俗称——放屁），看似与法律无关，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会因为关涉特定人的权利、义务而“难逃法网”。历来被视为不起眼的“作息时间”、“工作安排”，就更有可能、更有理由成为法律问题而诉诸司法解决。世俗世界是没有法律禁地的，不论王宫、军队、寺庙、闺房、内宅、后院自留地，还是什么隐蔽、隐秘、隐私的所在，统统照耀在法律的阳关之下。

　　在其他国家，行政法规和规章这样的“专用名词”是否适用？大可疑问。

　　内部行政，绝不是应不应该法治化的问题，而是肯不肯于、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法治化的问题。

　　万恶的人事档案制度、户籍制度，以及一切身份差异制度，都有待于被打碎。

　　学校对学生（也包括教师）的管理，根本就超出了行政法的范围，也与“特别权力关系”无关。

　　“某学校在所有的教学班、楼道、校门口都安装了监视器”，这样做是否“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包括人格权、隐私权在内的人身权”？该文作者的回答是：是；而愚以为：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真的需要见仁见智吗？教学班、楼道、校门口，属于绝对的公开公共场所，隐私可能、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吗？还要请问：监考者是否侵犯了考试者的人格权呢？

　　在我国，狱政管理当然不是司法行为，而是典型的、标准的外部行政行为，怎么可能纳入“特别权力关系”这一话题之中呢？实在费解。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的相对人群体的权利的拥有范围和行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