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与公共服务这两个词汇的确不同，但二者是何关系？国家是国民实现权利的工具，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以为国民提供服务为最高宗旨，因此，权力是手段，服务是目的。该文曰：“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则显然是将二者置于并列进而替代的关系。并因此得出了“这一发展极大的拓宽了行政的内涵与外延”的结论。将公共服务做表面化、手段化的理解，就自然会认为由于服务主体、服务方式的多样化而导致服务内涵以及服务范围的扩大化。其结果：行政等于服务，手段等于目的。

　　承认并发展不同主体的不同样态的行政管理，并非是“行政分散化”的表现。其他主体的行政管理并非导源于、派生自国家的行政管理，国家的行政管理并非是所有行政管理的总源、“祖宗”。行政，是这个家族的龙头，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行政的一个分支——国家行政过于发达，而其他行政则几近于无。作为大哥的国家行政与作为小兄弟的其他行政是平辈关系，切切不可认为其他行政是国家行政分散的结果，那不就乱了辈分吗？

　　政府垄断国家行政的局面是永远不会也不应被打破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解禁、松绑、承认、发展其他行政的问题。上述两个方面互不相关，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其他非政府机构间接行政”，富于幽默的创新性表述。难道行政还可以——间接吗？还可以——隔靴搔痒吗？

　　即使有所谓的“衍生行政主体”，恐怕也不是由行政主体所衍生的吧？简单的道理：哥哥是万万不可能衍生弟弟的。

　　如果非要说：“国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保证人’演化成了直接参与者。”那么，“外部保证人”和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属性是不一样的，“外部保证人”是典型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公法主体；而直接参与者则是不拥有国家权力的私法主体。国家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但是切切不可混为一谈。千万不能在国家扮演直接参与者的时候，还非要和行政纠缠在一起。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职能、使命的确增加了，但其中很多的部分已经非权力化、去权力化，蜕去了权力的外衣。这些失去了权力光彩的国家职能，必须重新审视、理解、定位，不能再套用权力职能已有、现成的理论。重新定义国家职能，甚至重新定义国家，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只要是政府（含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行为，就一定是行政行为吗？只要是政府的事务，就一定是行政事务吗？这可是需要小心回答的问题。即使回答者在回答这个具体问题时注意了其中的细微差别，但是在脱离这一问题之时，可能就忽略了其中的差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思维惯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