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提出了对民主的新理解。他们一方面坚持对政府进行民主控制的重要性，强调这是共和政体的根本特征；一方面又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致力于“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以求“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他们既尊重个人的私利，也谨慎地防护着那些为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需的价值：克制、审慎、公正和公共利益。联邦党人没有把政治过程当成选民偏好的汇集机器，而是努力设计为深思熟虑、追求公益的协商对话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联邦党人是“审议性民主”观的早期奠基人。所有这些，都同当代占主流地位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构成了某种对峙和紧张，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共和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对《联邦党人文集》的理解可能摆脱不了关于本国问题的“前见”。但我们可以希望，对联邦党人的研究也有如同托克维尔那样的信心，亦即能“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政实践也面临着困境。在我国，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制度被认为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只是经济问题的被动后果，因此对经济事务的强调掩盖了对政治制度进行主动变革的动力。在看似如火如荼的经济繁荣之下，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带来的隐忧，正在使经济成就大打折扣，而这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古典宪政主义所强调的对政治权力的防备，尽管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在我国却仍然没有解决；而新宪政主义所强调的审议性民主价值，即使在西方国家似乎也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在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经济、政治和伦理的多元化日趋明显的条件下，这一努力尤其迫切。对于我国而言，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存在。一方面，在我们这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价值观本身尚未根深蒂固。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约束的不足，仍然是造成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这种治理模式的道德风险，它回应社会的多样化诉求时遇到的治理技术困难，仍然可能是致命的。
与此同时，在各种势力的围追堵截之下，对于政治与宪法秩序的改良，要么寄望于当权者的强力，要么寄望于文化传统的自然演进，而我们自己“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愿望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甚至贬抑。文化上的保守正日益蜕变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危险征兆。一旦人们听天由命，理性就会蜷缩一隅，犬儒心态就会在整个社会弥散，而良好的宪法秩序就不可能形成。犬儒主义使向往自由的人颓丧，使爱好专制的人窃喜。因此，重读《联邦党人文集》，或许可以提醒我们理性在制度变革中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用思想改变些什么，在各种怀疑论调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可以重建对于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