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利乌斯”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使用的笔名。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笔下，普布利乌斯是一位挽救了共和国的英雄，共和主义的坚定信徒。人们称呼他为“普布利科拉”，意即“人民敬爱的人”。三位作者以“普布利乌斯”作笔名，意味深长，他们希望效法这位罗马英雄，以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美德，说服人民接受新宪法，建立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普布利乌斯思想中的共和主义成分是明显的：眷恋国家的伟大和荣耀，赞扬公民美德，厌恶派系私见，追求公共利益。同时，他的政治理论也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普布利乌斯所处的十八世纪的美国，与古罗马共和国的环境已大为不同，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所说的，在18世纪80年代，革命领袖们已经瞥见了未来的美国社会，它将是一个由普通劳动人民的各种金钱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你争我夺的商业社会。在这种环境下，普布利乌斯不得不把流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古典共和主义的追求融合起来。其间，智慧经受了考验，他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运用新的政治理论，来协调协调自由与权力这一政治生活的永恒主题。
美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缺乏一个有力的全国性政府，而且在于新兴的大众民主制的泛滥，以及政治过程缺乏保障深思熟虑的机制。立宪不仅要通过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克服危机，而且要在新政府中应用一种新的政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试图赋予民主概念新的理解，目的是在保证政府权威、民主控制的同时，促进政治过程的深思熟虑。而根据这一努力建立起的政府，不但是有效能的，而且是能够保障自由的。康马杰评价说：“他们在解决政治领域中这个最古老又最麻烦的问题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已经走过了一段很远的路程。”当人类历史上大多数革命以屠杀和专制告终时，美国革命和立宪理论却表明，即使是为了应对危机，仍有可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不以仇恨和清算为特征的政治交流体制。正像阿克顿所评论的那样，美国革命让“古老的欧洲敞开心扉记住两个崭新的观念——破坏性不大的革命可以是正义的。大范围内的民主可以是很安全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这句话可以大致地概括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第二，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