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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立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一切存在物，包括荒野，巨石，皆有存在的权利，更不要说是生物了。动物福利的立法，在有些国家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如果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理念，则动物福利、权利的立法可能找不到法理根据。
第二种归类和视角将环境权看做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属于196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范畴。
这类权利的实现一般都在于促使政府制定政策，创造条件，以此保障个人或民众实现其充分发展。这就要求借助现实资源，实现渐进式的认同和发展，并要求国家确保其最低限度的实现。
从人权的国际保护来看，对第二代人权的国际监督机制较弱，一般都由相关的委员会监督，它们只能向国家提出一般性建议，而非通过委员会和法院直接受理个人诉讼。由于监督程序本身的不确定性及要求配置的资源的稀缺性，包括不完善的报告机制，几乎没有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权利进行司法裁决，这当然会影响环境权的实现，国内的保护也是如此。“没有救济，就谈不上权利”(“no remedy, no right),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得不到司法保护的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的权利，很难称得上是摸得着，看得见，用得上的权利。
再有，将环境权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有关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时，如环境权与经济发展权相比，环境权往往是脆弱的、居于下风的，这也不利于环境的保护。[5]
第三种归类和视角将环境权作为一项集体权利，有些人对此不认可，认为第三代人权贬损了人权的价值，分散了人们充分实现现有的民事、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精力，而且认为环境权本身并不具有集体性的特征。[6]
但是，我们认为，集体权利是不能否定和抹杀的，而且有些重要的集体权利肯定具有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和土著居民，各国人民都享有的自由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人民的发展权等等。[7]
三、《里约宣言》第10条与《阿胡斯公约》：程序性环境权得到确认与实践
（一）“三权”的概念
目前，在环境权问题上，最有力的论述，最为人们关注并广为接受的是环境保护的程序性权利，主要指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获得司法救济权和环境决策参与权，统称公众参与权或参与权。这主要来自两个法律文件，《里约宣言》第10条与《阿胡斯公约》。
《里约宣言》第10条规定了公众对环境事务的参与权，这种权利可以大大增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里约宣言》第10条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区域人权公约中的参与权所不同的是，它更具体关注于环境问题，并强调参与环境决策、知情权以及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些特点证明了人权法在推动环境保护程序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并超越了已受人权条约保护的更为一般性的权利。
1998年《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获得法律救济公约》（《阿胡斯公约》）是实施《里约宣言》第10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的多边法律文件。公约在内容方面着眼于程序性规定。成员国包括欧盟国家和大部分前苏联国家，但对任何国家开放签署。公约在欧洲得到广泛批准，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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