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就是等到校友做官了，学校再予以联系，等到校友发达了，学校再予以迎合，这样的校友文化折射的是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趋炎附势的官僚地，连同有些教师也成了官衔的代名词，更别说学校里的那些官员了。而张磊捐款一事折射的不仅是校友文化在现今中国大学里的异化，更说明了我们的大学只把“知名人士”当校友，而在这些人未出名前，谁知道你是哪个大学的？这样，以前未被学校宠爱，等到发达了，学校再来联系，这时，那谁还愿意被归入这个大学的校友呢？我们在为人处世上也讲究——没事联系是联络感情，有事联系是用人，那母校在校友出名后再联系是否也是出于 “用人”的惯性思维呢？

　　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应该为所有校友建立个数据库，不管这位校友是发达还是落寞，不管是小卒还是出名，母校的系列情况都可以通知他们，母校校庆更应该通知他们，至于来不来，那就不是母校的事情了。而今呢，好像只有知名人士是校友，其他的无名小卒全不是这个学校培养的，学校理都不理。这样的校友文化，等到这位以前未被大学重视的校友发达时，他能想起母校的好也不会多。母校的势利眼在校友中已经成了习惯，而我们却总以这种习惯对张磊事件进行分析，如果人大在张磊心中的位置胜过或是类比于耶鲁，甚或于，张磊对于人大的感情远远胜于耶鲁，那这个数百万美元的赞助肯定也会花落人大，只是，我们的人大没有让张磊感动，更没有让张磊有所回忆，以前张磊不出名时，不知人大的领导或是行政官员们可否记得有这个校友？可否在人大校庆时给他发过邀请函？可否在平时就以母校的博爱关注他？需要可否的太多，但不一定大学都去做。而当你们以前都懒得联系“校友”时，那为何现在想起张磊原来也是人大毕业的呢？不知你们吃了这次亏，下次会不会就在本校学生中灌输“爱母校多赞助”活动呢？让本校学生永远爱母校，永远为母校服务，这样的举措不是不能举行，而是我们的大学已经很势利眼了，认钱和认权的乖戾已经遮蔽了对学生最为深沉的爱戴，没有那个学生毕业就能发达，也没有那个学生毕业了就很出名，当这些都是未知时，为何我们的大学总是不理不睬呢？能不能善待每一位校友，能不能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能不能看得起每一位校友，能不能在意每一位校友，当我们的大学无法做到这些时，那下一个捐款给外国名校的可就是李磊、王磊或是赵磊。

谭敏涛，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本科，西北大学自考新闻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