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一款原文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所指称的犯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我们不能挟“结果犯”之说令自己（和李庄）站立于道德高地，因为这种立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上述道德高地其实是一堆沙子。本人倾向于“行为犯”之说。若有同仁仍坚持“结果犯”之说，请拿出法律依据。当然，此处只是就事论事；本人对“306”条亦深恶痛绝，必欲废之而后快，因为这条明显是画蛇添足，贻害律师和法治大业。

　　李庄出事，或归咎于其自身（行事张扬、越界），或归咎于龚刚模（竟然举报其委托的律师），或归咎于重庆官方（党政系统包括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或归咎于其他不为人所知的势力或因素，但唯独无人归咎于律师同行。看了以上报道，作为律师，我们是否可以扪心自问：在执业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违法现象（比如办案机关的违法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刑讯逼供、监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违反法律程序的“联合办案”和上级“代理”下级公诉）是否安之若素、熟视无睹？如果是，有没有同仁想起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忏悔文：“在德国，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站出来了。”

　　所以，重复一下本人的结论：在上述报道属实的前提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庄是被律师同行害了。此言有开罪同行之嫌，请各位律师尤其是刑事律师多多包涵，本文是由昨日凌晨一点思想火花引申而成。本人虽然基本不做刑案，但各位看官请相信，夜深人静时本人也会反省。

　　当然，吾国甚有特色，对律师也不能太苛求，大家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