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陈磊，《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月8日）：

　　“庭审中，李庄说，在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由于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当事人，必须专案组民警陪同，他因此与专案组民警‘发生了争吵’——‘最后一次会见，我与监视（其实更主要是监听——笔者注）我会见的警察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并当场揭露了个别警员刑讯的违纪行为，对其进行了严厉训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同办案的其他会见律师，对于重庆‘见当事人需要专案组民警陪同’的规定，几乎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李庄的出格，在一群‘沉默者’中被凸显了——自辩中，李庄提道：‘2009年11月31日，由于重庆明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我的情况，律协以及事务所领导找我谈话……领导指示：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

　　其实行文至此，已经不必再展开论述了。对心有灵犀者来说，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的——在上述报道属实的前提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庄是被律师同行害了。

　　但作为一篇文章，只有大段的引文而没有自己的论述，大抵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姑且啰嗦几句。

　　李庄事发之后，一些律师义愤填膺，直斥重庆乃至党国司法黑暗，对李庄不乏同情之词。作为律师，本人对李庄的遭遇也感同身受，对同行的愤懑深表理解。

　　然而，对此事还应理性处之。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律师的讨伐尤其应该注意严谨，包括逻辑的严谨和行文的严谨。比如，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监视”不等于监听，《律师法》全文未有“监视”二字。因此，李庄见龚刚模，看守所和警察确实不得监听，但可以监视（包括通过录像设备监视或经隔音处理后的肉眼监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监视也是对律师人身的保护。一些律师和法律学者在行文时一再抨击李庄“被监视”，只能令公检法人士窃笑——不懂法，还为李庄辩护（这里说的“辩护”是广义的，不针对李庄的辩护律师；关于李庄案的辩护词，我只能说太长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