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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可交易的。物权交易使物权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从静态运动动态的民事合同领域。所有权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经由一个个民事合同缔结在不同的物权主体之间进行权利义务配置，实现分散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从而为通过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现实基础。这必然会对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带来冲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民事合同的目的和合同自由理论。当合同的一方向对方转让负载了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的时候，一方面受让方获得的权利自然也就内涵了生态环境义务，另一方面转让方保留了监督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和义务。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表明，上述民事合同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私人目的中已经加入生态环境公共目的。无论是权利的转让方还是受让方（很多时候双方的身份是互换的）受个人利益最大化驱动不一定愿意接受上述生态环境义务的约束，于是合同自由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实，合同自由受公共利益限制并非始自生态环境危机之今日，阿狄亚1980年以来合同自由复兴是就指出，“所有私有合同必须符合公众利益只因为他们符合当事人利益。”[16]当然，无论是所有权所负之生态环境义务还是合同的生态环境目的，都不能动摇私法自治，使其本质属性发生根本变化。梅斯特梅克尔在1968年的提醒用在这里也是恰当的，那就是私法自治“绝对不能降至社会功能”。[17]
如果不是局限于财产权视角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环境法上的预防原则来证成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义务。在总结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整治”的惨重代价的基础上，环境法理论提出了预防原则。该原则指出，在实施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应当预先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损害生态环境。环境预防原则实际上是对行为人苛加了“预防”义务，使行为人的权利内涵了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但遗憾的是其思想没有能够冲破部门法围栏从环境法进入到民法从而影响物权和合同领域。
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证成，为本文讨论的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它使民事合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在私法领域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它使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在民事合同主体之间进行配置成为可能。因此，只要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具有一般意义和民事合同关系在植入生态环境利益之后得以重新梳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就会变成现实。前者在前文有所论及，下面转入后者的讨论。
四、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中的合同关系梳理
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民事合同生态环境利益法律调整。与纯粹私人目的的民事合同不同，充当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具的民事合同不仅仅涉及合同缔约当事人利益，而且还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相关，其缔结和履行也受到代表生态环境利益的国家影响，因此享有公权力的国家也是民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为此，根据民事合同关系各方主体的相互关系，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中的合同关系分为内部合同关系和外部合同关系。内部合同关系是民事合同治理的核心，它包括了民事合同治理的市场主体、生态保护的内容和方式等，也是决定民事合同治理市场治理性质的关键；而外部合同关系是在内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内部合同关系的形成和履行起着监管和服务作用，同时在政府、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
（一）内部合同关系之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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