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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间环保组织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尚局限于个别典型事例。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至今虽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生存尚存在法律、资金、人员等方面的障碍，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作用主要反映在个别典型事例上，在对立法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普遍性问题上作用还相当有限。
发端于上个世纪末期，以善治为目标取代官僚统制理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化解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二元治理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现代公共事务治理不是政府的专利，不是只有政府一个公共权力中心而是多中心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公民自组织等第三部门和私营机构也应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从而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共治的治理结构。“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0]我国目前只初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和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二元治理结构，作为市场治理的重要形式的民事合同尚未建立。因此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治理值得关注。如果说政府治理在制度供给、财政支持和技术研发方面等领域具有积极作用，民间环保组织能够从外部对政府治理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监管的话，那么民事合同治理则能弥补前述两者的不足，从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源头入手，具有低成本、广覆盖、直接等优势。
（二）生态环境义务：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基石
作为私法意义上的民事合同，合同的私人目的决定了合同主体义务的私性特征。然而，自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包括民事合同在内的整个私法出现了社会化演变，合同的私人目的中也洒入了几缕社会公共利益，民事合同也逐渐被公共事务治理所重视。其实，在民事合同的社会治理方面，有学者早就指出“中国当代农村的承包合同并不仅是民事法律意义上的租佃契约，它实质上还是一种治理方式，并体现着一种总体治理模式的转型。”[11]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民事合同的私人目的再次面临生态环境利益的渗透，所有权负有义务的生态延伸是这一事件的重要起点。
《法国民法典》是绝对所有权当之无愧的代表，它在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指，以完全绝对的方式，享有与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与法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十分融洽）所推行的与以往的决裂之一是财产权和民事责任的分立。”[12]并由此引起公私法的进一步分离：法国分配绝对财产归私法，限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背离归公法。然而“财产权并不必然是自私自利和责任无涉的。确切地说，财产权刺激了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但并不排除业主的义务。”[13]《法国民法典》的绝对所有权观念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型中遭到了抛弃。这次首先站出来的是德国《魏玛宪法》（1919）。该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有益于公共福利。”这是所有权在私法王国获得独立性以来第一次调整。其背景是绝对所有权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中面临紧张关系，最终使各国确立了所有权应受到社会利益限制的观念。在人类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人与自然关系处于空前紧张的时候，社会利益已经不能完全涵盖人类的生态环境利益，因此所有权负有义务面临再次第二次调整。对于财产权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制度经济学者环境伦理学者走在了法学的前面。私有财产权应受到生态环境利益限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国家必须被允许来准许河限制私有财产权，以保障一定的公共物品。更家清洁的水和空气，以及环境质量的许多其他方面就是这样的利益。”[14]后来，法学者也承认，“显然，我们的财产权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充分反映了从过去狭隘的机械——原子论模式向意识到自然存在有机因素的思想转变，同时反映了历史的进化让人类达成共识：享有土地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与自然承担义务，这种义务即使没有相应的补偿也可以强制执行。”[15]于是所有权所负之义务便延伸到生态环境利益。正如所有权的第一次调整一样，所有权的第二次调整也逐渐从所有权向他物权发展而延伸到整个物权体系，并最终使物权都受到了生态环境利益的限制。自然资源是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的重要领域。笔者认为，基于自然资源的环境要素属性，自然资源物权对物上利益的不完全概括是自然资源所有权负有生态环境义务的一个新的解释。传统民法将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森林等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普通之物，自然资源物权人行使权利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然资源上的经济利益。然而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环境要素所具有的生态环境利益被排斥在自然资源权利理论之外，被置于公共领域交由政府管制。于是造成了自然资源上的私权与公权，政府与权利人，权利人的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政府竭力治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却在私权神圣的笼罩下日渐恶化。因此，必须在自然资源物权理论中留有生态环境的一席之地，以消解上述内在矛盾。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使自然资源物权负有生态环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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