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此前一些法律文本中“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宣示性规定具体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当事人因而使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具有操作性，推动了农村生态环境市场治理。然而，《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述贡献并未建立起民事合同治理模式。首先，该法没有将土地承包合同置于生态环境治理高度。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农民利益和稳定，赋予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有关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对土地资源保护权利义务规定没有上升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高度进行设计。如在民事合同的监管上，该法仍以维护其立法目的将农业部门作为唯一的民事合同监督机关，没有将环保部门纳入民事合同监管机构，更没有明确环保部门具体的民事合同监管责任。农业部于2005年颁布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也没有以一贯之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当事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有所涉及。其次，《
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没有建立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制度。除了民事合同当事人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外，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监管机构和职责，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违约责任、救济方式等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主要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法》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生态环境规范尚未自觉地上升到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以民事合同为主要市场手段的农村生态环境市场治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三、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理论来源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民事合同在治理上的理论来源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但如前所述，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存在城市偏向，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不够。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做出有损农村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解决就业，接受甚至鼓励污染产业向相对贫穷的农村转移，甚至在媒体上打出“欢迎小冶炼企业进行异地投资”的广告。[9]抛开实践层面政府治理在农村生态环境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不足，就理论层面而言，政府主导并不能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全部问题，政府治理也存在政府失灵等局限性。特别是在农村生态环境领域，要对广泛而分散的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政府治理，将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甚至治理缺位。根据《
环境保护法》（1989）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等是我国基层环保部门，负责对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监管，乡镇一级尚无相关职能部门。对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污染源分散的农村而言，县级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职能部门往往存在信息、成本、人员等方面限制而鞭长莫及。小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世界趋势，政府不可能为了应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而建立起足够庞大的行政机构来满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而且，我国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建立庞大的行政机构也符合未来扩大基层自治的趋势。因此，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需要强化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以寻找其它治理模式以弥补政府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