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不当缺失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各国均采取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概莫例外。从1979年《
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基本形成了以《
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构成的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制度内涵其中。这些法律制度规定政府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职责、基本制度等，确立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如《
宪法》（2004）第
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环境保护法》（1989）第
七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分工合作。不过，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上也存在城市化倾向。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虽然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有所涉及，但立法是以城市污染防治为中心，对农村污染严重的化肥农药污染、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养殖业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缺乏具体规定。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环保监管模式外，民间环保组织是另外一类引人注目的监管模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环保组织先后在西方一些国家建立起来，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我国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以来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民间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从业人员公有22.4万人。[8]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模式重要内容的民事合同治理尚未建立。
民事合同治理的立法基础是现行法律关于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规定。《
宪法》（2004）第
九条《
环境保护法》（1989）第
六条《
水污染防治法》（2008）第
十条等都对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具有宣示性。在迈向可操作性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在这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
《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总则、基本权利义务和合同内容三个方面对土地资源保护的市场化做了规定。在总则方面，该法第八条确立了“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原则，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行为准则；在基本权利义务方面，该法第十三条赋予了发包方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以及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权利”，以及第十四条规定了承包方“维持土地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在合同内容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合同必备条款进行了罗列，将土地资源保护内容纳入土地承包合同必备条款。《
农村土地承包法》既从立法上规范了土地承包关系当事人保护土地资源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通过合同必备条款使土地资源保护的国家意志进入到民事合同，从而使农村土地资源保护从单纯的政府职责通过合同形式进入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市场主体。遗憾的是，《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资源利用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的设定止步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没有延伸到土地流转关系。不过笔者在各地政府网上公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都设计了有关土地资源保护的具体内容，如都规定了流出方有权监督流入方依法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制止其损害土地资源；流入方有义务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因此，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权取得的两种主要方式——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都对合同当事人保护土地资源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值得一提的是，现存的土地承包关系大多是1998年底二轮土地承包的延续，当时《
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出台，原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很少直接约定当事人双方土地资源保护权利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