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表明，其治理除了借鉴以工业污染防治主要体系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之外，尤其需要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广、散，农村生产活动特点和自然资源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分析民事合同治理的现实基础。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现实歧向
在环境治理中，合同很早就得到了运用，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创设了“横滨方式之公害防止协定”。如今，行政合同在生态环境管理中被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根据学者界定，环境合同是指“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立和转移达成的协议”，[4]环境合同概念的提出对于探索环境法上的合同具有重要意义。有疑问的是，环境合同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与“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5]都纳入环境合同范畴，如何协调现行具有环境内容的行政许可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性质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且“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6]是否能够涵摄环境合同中“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也不无疑问。环境民事合同顾名思义就是以环境资源利用保护为目的的民事合同。在张炳淳先生看来，环境民事合同“应用了合同的外观形式，将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及污染损害赔偿等事项通过合同加以约定，以确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7]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仍然面临合同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以张文例举的发电厂与二氧化硫回收单位签订的二氧化硫回收合同为例，该合同的缔结并不一定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完全可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结果。该回收合同亦属于民法上的一般民事合同而适用民法调整。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而难以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与环境行政相提并论。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的探索转向一般民事合同。
（一）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从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原因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主要的原因。农村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分布场所，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具有负外部性，如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因此，自然资源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实行的是自然资源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在自然资源二元公有制框架下，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
行政许可法》（2003）第
十二条将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是对于行政许可后是否需要缔结合同以及合同的性质并未做出统一规定。理论上存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争。笔者拟从国家的双重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所有者和管理者，国家基于管理者身份体现在对有限自然资源享有的行政许可以及事后监督上，而国家参与有限自然资源许可合同缔结是其所有权者身份的体现，由此形成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2007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将土地、林业、渔业、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等都列为民事纠纷。自然资源转包、转让、出租等合同的民事性质自不待言。自然资源民事合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取得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目标要求我们在可能危及生态环境的合同缔结时就应当着手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因此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源民事合同而不是合同缔结后第三方观察到的单方行为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欲从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角度进行规范以从源头上控制自然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合同的绿化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民事合同的绿化和监管就形成了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非因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产生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如农村某些工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和外来生物入侵等，民事合同仍然是其权利的取得、行使和让渡的最重要的形式，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同样可以建立在诸如此类的民事合同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