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条文,为解决环境事故受害人在监测数据的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这一规定如能顺利出台,将成为环境事故中受害人获取环境监测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法律依据。因此,在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中,当事人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拓宽获取监测数据的渠道,从而进一步克服监测数据不足的困难。
(六)强化环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责
环境监测数据是一种证据类型。在调查收集该种证据时,不应当忘却法院的作用。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环境诉讼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强化环境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责。具体而言,法院应摒弃普通民事诉讼中在取证方面的消极态度,奉行司法能动主义,依职权主动调取相关证据。或者如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法院负有依当事人的申请向有关机构调取证据的义务。[39]
司法能动主义( judicial activism),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40]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41]
司法能动主义是我国具体国情的客观要求。在当下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非常突出,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又无法充分地保障弱者和普通民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毫不理会司法的社会效果,不理会现实矛盾的复杂和尖锐,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来判案,结果往往会引发更多的纠纷,给社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如大量上访案件的发生)。因此,过分强调司法权的消极性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其实既不能为社会公众认可,也无法达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正如吴经雄先生所言,“法官的任务,除一方面要保守,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既不能太过保守,致蹈墨守成规,胶柱鼓瑟之讥,又不可太过创造,致涉捣乱纲纪的嫌疑;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42]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由于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环境纠纷和环境诉讼将会维持高频发生。因此,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解决环境纠纷,防范社会矛盾激化,法院更需要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包括在取证上的积极性。
事实上,在当事人举证不能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法院负有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对此,《
民事诉讼法》第
64条和《证据规定》第15条均有相关规定。依据这些规定,法院负有主动取证的义务。而且如前所述,环境诉讼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有益于其他社会公众。因此,法院积极履行该等义务,既是对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弥补,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而立法对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与其说是法院规避取证义务的理由,不如说是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强化和对法律真相的追求,因为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为防止伪证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我们根据证人的证言就有把握地行事”。[43]既然当事人的证据具有局限性,那么法院调查取证就有助于更进一步接近司法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可能比程序正义更切合当代中国民众对司法功能的预期。
总之,为弥补受害人举证能力的不足,维护环境公益,法院应摒弃绝对的司法消极主义,实行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44],适当发挥司法能动性。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首先要求法院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勇敢地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综合和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推动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法律的代言人。[45]在事关公共利益的环境诉讼中,法院更应当积极调查取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有关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取得相关证据材料,从而弥补当事人因技术和费用原因而导致的举证能力的不足,避免案件审理结果纵容违法行为而损害公共环境利益。
当然,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在效力上并不必然优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样,法院调取的证据,也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双方当事人辩论质证来确定其真伪,确定证据与案件真实有无联系,联系的程度及证明力大小。证据的证明力仅依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程度决定,不因其由法院提供而有不同的证明力。[46] 这样在保障司法能动作用有效发挥的同时,有助于避免司法权可能的滥用和偏私。
【作者简介】
唐忠辉,男,湖南人,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8级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环境资源法。
【参考文献】
[1]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2] 《环境科学大辞典》,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3] 《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载于http://www.mep.gov.cn/hjyw/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4]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5] 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6] 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4页。
[7]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8] 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4页。
[9]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0] 笔者在对广东省中山市、重庆市沙坪坝区等地环保部门的调查中发现,监测机构认为强制监测义务的规定对监测机构产生了影响,监测机构一般情况下均愿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监测服务。
[11] 《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环境监测管理办法>》,载于环境保护部http://www.mep.gov.cn/hjyw/200709/t20070928_109703.htm,2009年4月27日访问。
[12] 需要说明的是,环保部门的“认定”并不是监测机构行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环保部门的“认定”使得监测机构行为合法主要是指其监测数据得到环保部门的认可。有意思的是,这种合法性认可是由环保部自身的“部门规章”(《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据此推论,其他部门和行业的监测机构在其部门和行业内部也可以通过该部门或行业的“部门规章”而得到合法性认可。掌权者给自身赋予权力,违背了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极易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
[13] 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第6页。
[14] 《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6条。
[15] 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第2页。
[16] 如,《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地质环境监测机构是从事技术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
[17] 石旭雯、任尔昕:《论我国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载于《法治论丛》,2007年第2期,第96页。
[18] 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19] 梁慧星等:《中国民法典:合同编条文建议稿》(总则),载于http://www.tianya.cn/new/TechForum/Content.asp?idItem=83&idArticle=2644866,2009年4月19日访问。
[20] [日]星野英一著,王闯译:《私法中的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21] 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2] Thaddens Mason Pope, Counting the Dragon’s Teeth and Clawe: The Definition of Hard Paternalism, 20 Ca. St. U.L. Rev. Spring, 2004. p.659.
[23] 于涛:《环境监测市场化的思考》,载于《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5页。
[24]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25]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26]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1页。
[27] 王建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能动论》,载于《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秋季卷,第65页。
[28] 王小钢:《追寻中国环境法律发展之新理论》,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29] [德]鲁道夫·冯·耶林著,胡宝海译:《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30] 赵红梅著:《私法与社会法—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本理论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31] 孙佑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32] 胥树凡:《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探讨》,载于《中国环保产业》,2008年第3期,第33页。
[33] 胥树凡:《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思考》,载于《环境保护》,2007年第10(B)期,第17页。
[34] 事实上,这一建议在2004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之前,就已经被洞察敏锐的学者所提出,参见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4页。
[35]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1页。
[36]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37] 《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8条。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
[39] 王灿发:《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24页。
[40] Black,Henry Campbel,l Black Law Dictionary, 6thed.WestPublish Co. 1990, p. 847.
[41] [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著,黄金荣译:《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3页。
[42] 转引自王建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司法能动论》,载于《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秋季卷,第64页。
[43] [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页。
[44] 参见梁迎修:《追寻一种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载于《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第73页。
[45] 周汉华:《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思考》,载于《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31页。
[46] 陈琴:《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调理收集证据的关系》,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