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考虑到第八条的条文内容及表达用语，对第二十三条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理解，还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按照第八条的语言逻辑，凡是《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关于动产物权转移规则有特殊规定的，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第八条的“引致”方可以适用，而《物权法》当中涉及的“法律另有规定”仅指《物权法》内部特定条文所规范的内容如有其它相关条文设定特殊规则的话，才具有意义。

　　具体到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按照第八条的语言逻辑，也只应在《物权法》内部有效，因为并没有专门使用“其他法律”。进而，前文所论及《物权法》与《合同法》、《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协调关系，只能经由第八条而产生关联，而非第二十三条的效力范围。[78]但这样的处理模式，解决不了《物权法》与其他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方面的适用冲突，笔者宁愿相信是立法者在选用术语时出现了差错。故虽然尊重第八条的“引致”规定，但坚持上文所述的对于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的理解，[79]尽管这样可能使得第二十三条与第八条规范内容部分重合。

　　（四）笔者理解的《物权法》中的动产物权转移规则体系

　　综上，《物权法》中的动产物权转移规则体系，是以第二十三条为核心构建，而该条但书条款的指涉范围，首先要明确其中的“法律”是否仅限于《物权法》，抑或包括所有《立法法》中所认定的法律；其次要区分该但书条款，究是对于动产交付“方式”之规定的但书，还是对于动产交付“效力”之但书，抑或是对于交付之时间效力的但书；再次，需注意该条是对于所有的动产物权而言的，尽管《物权法》没有对理论上可以纳入的动产质权的转移加以规定。而指涉范围的确定不能够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需要把视野拓宽至整个财产法体系，并且也不能无视《物权法》的章节结构和条文之关联。

　　可以较理论性地把上述体系表述为：现实交付作为动产物权转移的法定公示要件（或物权效力取得要件）、物权转移的时间要件，但《物权法》明确规定多种例外——观念交付也产生动产物权转移的效果；动产现实交付并不导致特定动产产生完全的物权效力；对于特殊情形下的动产物权的转移无须交付；抵押权的转移或可通过登记变更实现，或只能遵从债权转移的规则。

　　也可列简图如下：

　　（与第二十三条主文关联）

　　五、权威文本中的条文解释与评析

　　（一）权威文本的选定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是成文法律颁布以后司法者和理论界理解、评析法律的一个基础性文本。虽然法典并不等于法，或法律应当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但大陆法系中没有学者敢轻易地抛开立法理由书而信马由缰。

　　中国大陆的学者虽然一直把中国的法律从法系上定位为大陆法系，也以成文法作为法治的重要模式，但却未见有一部官方的、正式的立法理由书出台。故而笔者选择的所谓权威解释文本，也只能是从常识上认定的《物权法》“实际立法者”相对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本，因为其至少部分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具体条文的考虑。而《物权法》也仅仅生效一年有余，应该还没有到可以过于脱离立法者本意的时候。当然尊重立法者的本意，并非盲从立法者，只是在理解或批判上可以更贴近立法者。

　　基于中国的制度及立法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的解释文本，[80]在笔者看来属于比较“权威的”，故而选用其两个文本对本论题所涉条文之解释做一评析。限于篇幅，并考虑到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仅以该文本对第二十三条的解释作为评析重点。

　　（二）评析权威文本的条文解释

　　关于第六条，法工委的两个文本均理解为“本条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规定”，并对何以强调物权公示做了进一步解释。[81]这一理解，和笔者上文对第六条的理解一致。

　　关于第二十三条，法工委的两个文本的理解也一致，即“本条是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何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该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指的主要是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动产所有权和设立动产质权两种情况”，而交付是指“一方按照法律行为要求，将物的直接占有转移给另一方的事实。”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