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持金融法制转型的审慎原则

　　目前，我国处在根据WTO金融服务协议逐渐调整金融法制的时期，调整的目标显然是国民待遇、规则透明和市场自由，调整的结果是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但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负担和历史包袱在短时期内显然是去不掉的。要想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持续提升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必须坚持：首先，废止那些赋予外资银行超国民待遇的法规；其次，尊重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模式的合法性，司法行为要减少随意性，更要避免以“接轨”和“公平”为名加重银行责任的审判倾向；复次，完善监管各种融资工具的法规，防止外资银行在国内发生不良资产和向国内转嫁资产风险，同时，要为利用外资银行处理现有不良资产提供法律手段；再次，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要尽快完善处置不良金融机构的法规。

　　（六）寻求政府支持

　　从国际上的实践看，一旦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最终都要依靠政府动用公共资金进行援助，将损失逐步向社会摊销。所以，良好的法律环境、适当的法律手段不是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的最终凭借，但只有依赖于完备的金融法制，才能确保不良资产化解过程的平稳进行，金融和法律界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

　　（七）积极利用国家政策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根据本条规定，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在缺乏法律根据的时候，可以积极寻求和利用国家的相关政策。

　　（八）加强司法机关、银行监管部门、银行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依法有效保护金融债权，需要加强司法机关、银行监管部门、银行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在已经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领域，银行要善于积极利用法律措施，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司法部门要加大依法维护银行金融债权的力度。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区间，从一般法理而言，对于公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对于私法领域，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但是在银行的业务创新，特别是不良资产的处置手段创新时，往往受制于已有的法律规定，法律部门往往更倾向于法律的保守性，这就使得业务创新以及不良资产处置手段的创新受到极大的束缚。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司法机关、银行监管部门对于银行的创新业务及不良资产处置创新手段应当给予适当的支持，鼓励实践部门对于法律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