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正题。令我十分难过的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贪官“竞折腰”？

　　更令人深思的是，据1月12日的新华网报道，改革开放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每名官员卷走的资产高达1亿元人民币。外逃官员中甚至有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这样的高官。据诸多公开报道，许多出事的官员曾经多数出身“寒微”，也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才到达他们人生的顶点。像胡长清就是出生在湖南常德市黄土店镇一个贫寒农家，父亲早亡，系由嫂娘抚养成人的。1943年出生于贫瘠陕北吴堡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系1970年3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的高材生，和1942年出生同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校友，都是“寒门出贵子”的典型代表。黄松有也一样，据有关公开报道其成长经历也很贫苦，系出生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为什么他们一个个地都“出事”了？

　　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诸多官员在落马后“忏悔”时，总是会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教育和培养”。这能让我们该怎样痛苦地反思呢？“他们”是不是“逼着”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党对普通党员的教育是极其成功的，唯独对这些身处高位的高级党员的“教育”是极不成功的？因为普通党员都很爱国，至今没有听说过有外逃的，只有这些身处“高层”的党员才会叛党、叛国。因此，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会有那么多“外逃”官员，不是曾经一度说那边是如何如何的“水深火热”吗？我们的这些同胞们为什么却要义务反顾、前赴后继地“逃”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至少对这些党员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老实说，每当听到说有某党务官员或行政官员“出事”了，无论这些官员的“出事”是基于政治的、经济的或生活的等何种原因，或是出事官员的级别有多么的高，我都不屑于给予任何关注。但是，当我一听到“黄松有”法官出事了，而且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我顿时觉得这心“拔凉、拔凉的”，甚至有一种“天塌地陷”了的悲情。因为，我一贯天真地认为，党务官员与行政官员出事再多那都是皮毛小事，损不及我们的“根本”。只要以法院和法官为代表的司法系统不出事，我们的国家就依然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不是有多少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吗？现如今，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了，不就等于我们的阵地被“腐败”这个“敌人”完全占领了吗？司法公正、社会公正还有何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