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和解机制面临着异常激烈的批评。首先，犯罪人可能对被害人施加强制，逼迫被害人进行和解。犯罪人和被害人在实力上可能并不平衡，在经济能力、教育状况、社会地位以及资源调动等方面存在差距。如果犯罪人急于和解，而被害人又握有某种决定性的权利之时，犯罪人便倾向于发挥自己所有的能量，从各个方面向被害人施加压力。此时，威胁、恐吓、收买、利诱等现象在所难免。对于这些“赤裸裸的强制”，必须由国家司法机构予以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事先发现，在探明被害人内心真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不应把案件移交和解，诉讼程序将毫不停止地继续进行；如果事后证明存在上述情形，和解及其协议将被视为自始无效，犯罪人甚至应当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酌情从重处罚。
相对于“赤裸裸的强制”而言，另一种“潜在的压迫”可能更容易被忽视。一方面，从犯罪人的角度观察，犯罪人之所以参与和解，之所以与被害人达成协议，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如果不参与和解并达成协议，等待他的将是极为漫长的诉讼程序、丧失自由的羁押性强制措施，以及更为可怕的、近乎苛刻的刑罚制裁。所有这些对于犯罪人而言，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只要犯罪人意识到正式司法的存在，他便不可能超然于此种“无声的威胁”。而换个方向，犯罪人只要通过一个快速的律师文件或形式化的“唇边认罪”，便可以立即获得均衡协商的利益，免除或减轻刑罚的处罚。这对于犯罪人而言当然是巨大的诱惑。不需要认真权衡，犯罪人便会自然选择和解的道路。犯罪人几乎是被推动着或裹挟着走上和解之路，尽管表面看来这完全是他的自愿选择。[22]
另一方面，被害人也可能面临一些内外的压迫，从而不得不进行和解。这些压迫既可能来自于社区，也可能来自于正式司法机构。不能否认，当案件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时，“民愤”的形成对于犯罪人乃是巨大的压力。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案件具有某些可以宽恕的因素时，社会舆论也容易形成一种怜惜的氛围。此种“民怜”的形成，反过来对于被害人构成了极为强大的压力，使被害人陷入两难。选择和解原谅犯罪人，可能与被害人的初衷相悖；而不选择和解，又将站在民意的对立面，面临社区舆论的指责：你看，这个人原来如此“心胸狭隘”，报复心如此严重，根本没有同情心与宽容精神！在强大的民意面前，被害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真实意志，而选择了本不情愿的和解程序。这正是“舆论审判”的力量。压迫同样可能来自于正式司法机构。和解通常被视为正式司法机构缓解积案压力的一种重要工具。由此，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或资源来处理其他案件，或者仅仅是为了工作更为轻松，司法机关便倾向于以和解来解决更多的案件。如此一来，司法机关也可能成为一种逼迫性的力量。司法机关可以透过自己的权威地位，向被害人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继续追诉程序，被害人将得不偿失。诉讼不但不能取得被害人所追求的惩罚效果，而且使被害人无法获得现实的物质赔偿。司法机关同样可以让犯罪人相信，继续诉讼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进行和解、达成妥协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正是司法机构的此种“提示”，使得双方当事人不得不接受和解，由此出现了某种“自愿性的诱导”。
上述种种的无形压迫，对于自愿性的影响，各不相同。从哲学上看，这可能牵涉到意志自由的问题。关于人的意志是否自由，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绝对的意志自由论”（非决定论）认为，人不受素质、环境、行为状况的影响，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支配，自由是意志的本性。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所谓“意志必至论”（决定论）的观点。在其看来，意志是不自由的，意志是由素质、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的。在今天，无论是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支持者都日益减少，“相对的意志自由论”发展为这一领域最为有力的学说。在这一理论看来，人的意志固然有被素质、环境等因素决定的一面，但它又不是完全被动和毫无生气的，它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能够主体性地做出决定。人的意志是否自由，不是能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所决定的问题。人如果被生理性的、生物性的因素所决定，可以说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是受生活环境、行为状况、利益衡量等影响，就不能说是不自由的，这正是所谓“柔软的决定论”。[23]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向，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中，犯罪人基于对诉讼体制和刑罚的恐惧而选择了和解，此时，犯罪人在意志上仍然是自由的。犯罪人在既可以选择和解，又可以选择诉讼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利害计算而选择了和解，这是值得尊重的、自治性的决定；在第二种情况下，被害人基于舆论的压力而选择和解的情况下，被害人同样可谓是自由的。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必然会承受社会环境、他人观点的影响，但这种外在的观点并不必然对人的意志产生钳制性的作用，个体在精神上仍然有自由思考的空间，仍然可以做出主体性的选择；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司法人员诱导双方当事人形成合意的场合，则必须对此种“自愿”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特别是，由于司法官员在信息、经验、权力和论辩能力等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当事人则相对缺乏纠纷解决的知识或信心，因而，司法官员的诱导容易对当事人形成威慑感，对当事人的选择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尽管有人会争辩认为当事人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对司法官员的所谓“建议”或是“暗示”置之不理。但是，设身处地地想想，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屈从于权威机构的“提示”。毕竟，案件的最终处理权仍然握在他们的手中，自己的命运也主要由他们来决定。因而，正式司法机关的此种诱导，对当事人具有现实的强制力，部分地压制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即使不从意志自由的角度来考虑，而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本身的“妥当性”衡量，我们也必须对此种“诱导”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在正式的诉讼程序进行到底之前，所谓的案件结果仍处于悬疑状态。司法官员尽管可以对案件的结局有自己的预断或是推测，但绝不应该将此种个人的、不成熟的判断事先透露给当事人，更不应该透过这样的判断给当事人施加不当影响，使当事人依循此种判断进行选择。更成问题的是，有些司法官员基于节约办案时间或纯粹为了个人轻松的目的，而诱导当事人选择和解。甚至故意夸大、编造错误信息误导当事人，放大诉讼的风险性和不利性，实际上却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方便省事。这不仅严重背离了职权行为的公正品格，而且损伤着公众对司法机构的正常期待。因此，对此种基于司法机构的诱导而形成的所谓“自愿选择”，其正当性理应被强烈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