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过和解程序，固然能够使得司法机构处理的案件数量下降，但是，这并不足以使得司法的固定成本下降。如果案件数量的减少，可以产生法庭、检察机构关闭，或法官、检察官、雇佣职员数量减少的效果，直接的节约就可以实现。但是，在没有关闭法庭、检察机构，没有减少法官、检察官及雇佣职员的情形下，机构本身的固定成本仍然维持不变。对于监狱体制而言，许多固定成本也不会明显受到羁押人数的微小变化之影响。在羁押人数减少到允许关闭部分监狱、因而消除部分固定成本之前，大规模的成本节约难以实现。即使说，和解可以使司法机构节约部分资源，这部分资源也不可能上缴国家财政从而纳入重新分配体系。
其次，如果考虑到国家还要为和解程序的实施额外投入新的资源，那么，也许就不是节约了资源，而是增加了支出。[15]设置新的协调机构与中立组织，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每一位调停人员在介入主持工作之前，都必须接受严格的职业培训，这也意味着新的成本投入。要使和解能够成功，周密的事先准备和及时的事后跟踪都是绝对重要的。这些，都需要时间与人力的投入。不仅如此，协商过程本身也需要耗费时间，而且由于和解程序不像正式司法程序那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而经常久拖不决。英国的Home Office Project，平均每个案件要耗费3—7个小时来与被害人或犯罪人个人进行协商，大部分的和解会议持续大约一个小时。这与北美方案（North American Programmes）所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当。而在新西兰，每个家庭小组会议所耗费的时间大约在10小时（包括准备阶段与参与各方的讨论时间），会谈本身通常需要2—3个小时。[16]
再次，和解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是建立在和解能够成功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的基础之上。如果和解最终不能成功，那么，案件势必重新被纳入正规司法系统来解决。这样一来，案件的处理经历了两次流程，不仅不能节约资源，反而是重复耗费资源。
质疑者首先提出了“固定成本”不变的问题。的确，如果和解程序的展开不能达到使司法机构精简，或是从业人员消减的效果，就不可能在固定投入上产生大规模的节约。但问题是，和解程序能够在固定成本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节约单位案件的办案时间，或是提高监狱中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大概是不可否认的。由此，司法机构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来应付其他的案件或罪犯。考虑到犯罪增长的强劲态势，如果不通过和解程序来缓解正式司法体制的压力，司法机关就可能要不断扩编、增加人手，监狱同样面临不断扩张甚至增加设立的需要。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和解程序即使不能使固定成本积极地减少，但至少可以缓解再度投入的压力，从而产生固定成本消极减少的效应。另一方面，任何司法机构的运作，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必然有一部分“可变成本”。比如，虽然监狱设施是一次性的、固定的投入，但是，每增加一名犯人，必然在衣物、食品、医疗等物质供给上增加投入。从这个层面讲，和解机制通过将案件从正式司法体系中转处出来，必然使正式司法的“可变成本”显著削减。
质疑者还提出，和解机制的建立、运作过程，本身也需要成本的投入。这一点实不可否认。例如，根据新西兰的统计，在1993至1994年度，新西兰社会福利部仅为未成年司法的恢复性服务项目，就直接拨款达三千零八十万。[17]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和解在需要新的资源投入的同时，也确实能够节约正式司法体系的部分资源。因此，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应如何在资源节约与新的资源投入之间理性评估其总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还没有发现特别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尚需谨慎观察。
质疑者还提出，和解可能会重复耗费资源。的确，如果和解能够高概率地达成协议并得以切实执行，则显然有利于节约资源，否则，如果和解总是不能成功，并因此不得不再次进入刑事诉讼，则无异于双倍耗费资源。由此，和解是否趋向于成功，换言之，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的概率，便成为一个突出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问题，绝非空洞的理论思辨可以澄清，只有依靠经验观察方能探知。从现有的研究看，和解达成协议的成功率以及最终的执行率，还是相当令人乐观的。根据Umbreit对全美4个“犯罪人—被害人调解”程序的调查，超过90％的和解程序最终达成了赔偿被害人的协议。81％的犯罪人在程序结束之后实际执行了协议的赔偿义务，而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犯罪人，只有58％实际执行了赔偿判决。其中，阿尔伯克基的和解成功率为99％，奥斯汀的成功率为98％，明尼阿波利斯的成功率为93％，奥克兰的成功率为91％，和解的平均成功率为95％。[18]此外，针对新西兰的研究表明，在参加完家庭小组会议之后，85％的犯罪人以赔偿或提供服务的形式履行了对被害人和社区的责任，95％的犯罪人在会谈中表示了道歉。[19]同样，来自上海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自2002年上海市杨浦区出台《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以来，公安机关共委托街道、镇调解伤害案件684件，调处成功638件，履行636件，调解成功率为93％，履行率为99．7％。[20]如果和解程序能有如此之高的成功率和履行率，那么，所谓重复耗费资源的担忧就变得没有意义。
总的来看，目前的文献显示，对和解能够节约资源呈现支持性倾向。根据Marshall的比较研究，和解的成本会根据组织形式、案件严重程度、核算方法、是否有志愿者参加、是否雇佣专业人员等因素而发生变化。但总体来讲，每一件案件的成本在15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浮动。而根据1996年的统计，每个普通公诉案件的成本平均为2500美元左右。可见，与诉讼式司法的成本比较起来，刑事和解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21]
六、偏离自愿性
对于和解而言，自愿性乃是其内在品格。从刑事和解的启动，到和解程序的选择，再到最后协议的达成，无不渗透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之不同的是，现代诉讼机制的展开，往往是以国家的职权发动为特征，不以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具体的诉讼流程与环节，也绝不依赖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在某种标准化、规范化的航标上前行。最后的诉讼结果，同样无需考虑当事人的意志，而表现出强制施加的特性。总之，自治性与强制性可谓是和解程序与传统诉讼程序的最大区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