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规定来看。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责刑均衡原则不仅要求同一性质、不同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在定罪条件和法定刑配置上保持均衡，而且要求同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设计和法定刑配置也必须保持均衡。纵观刑法典分则第3章第7节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的7种知识产权犯罪，除第216条假冒专利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法定刑采单一量刑幅度，均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外，包括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内的其余5种知识产权犯罪，法定刑配置完全相同，均分两档，即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基本幅度和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加重幅度。而除侵犯商业秘密罪外，其余6种犯罪的主观罪过，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部门，大家均一致认为，只限于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既然如此，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立法者如果将其设置为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岂不自相矛盾？
再次，从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来看。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4年12月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一））第16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而刑法第25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而如果将刑法典第219条第2款规定的侵权行为罪过形式解读为包括过失在内，岂不与共同犯罪的刑法总则规定相互冲突？
最后，从商业秘密犯罪的历史沿革来看。1997年刑法典修订前，立法上并没有专门设置侵犯商业秘密罪，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依照1979年刑法典盗窃罪、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或者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定罪处刑。其中，盗窃罪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均为故意犯罪，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虽然可由过失构成，但却仅限于直接泄密的情形，至于过失间接泄密行为，并不以该罪追究刑事现任。由此可见，侵犯商业秘密罪虽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的新罪，但却是立法者对上述各罪中涉及商业秘密侵犯的内容经整合而设立，既然上述各罪中的间接侵犯秘密行为，除故意外，过失均不能构成，集上述各罪侵犯商业秘密内容于一体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同样自不能过失而为之。
既然如此，第219条第2款中的“应知”当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处的“应知”，实际是指“推定明知”，即在现有证据难以直接充分、确实地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的情况下，通过已查明的事实，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成立。实际上，将“应知”作为“明知”的一种特殊情形予以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并不鲜见。例如，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2条明确指出，“明知”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典第214条规定的“明知”：（1）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2）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3）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此外，2004年12月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一）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所以，如果说“当年，语词的精确是至高无上的法宝，每一次失足都可能丧命，而如今，法律已经走过了它形式主义的初级阶段。”{2}（P.61）至于刑事法律的适用解释，则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