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善媒体立法，制定规范传媒与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有关界定新闻媒体权利、义务以及责任范围的法律法规，对有关未决案件的报道、评论进行调整的法律法规亦严重短缺，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依据是一些政策性文件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与此相比，西方许多国家对于处理传媒与司法的经验十分丰富，立法也相对完善，值得我国借鉴。以美国为例，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公民最为重要的自由之一，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予以明确，政府和国会不得加以任何形式的克减和侵犯，法院惟有当被告受公平审判权存在“明显且即刻的危险”[x]时才可向传媒签发限制令，这是惟一的合宪例外。我国在进行相关媒体立法时，可以参考上述国家的规定，并切合我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际状况，确定媒体对审判报道的限制标准，在目前阶段则可对未决案件的传媒报道采较为严格的限制，以保障法官的审判活动能够独立进行，保护诉讼当事人得到法院的公平审判。待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更为提高、媒体的自律性与规范性更为增强、新闻法制建设更为完善时，再做进一步的放宽和改进。
2、强化媒体自律，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媒体自律，并不意味着对媒体监督的限制，与此相反，自律是为媒体监督的发展和深化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媒体自律有利于增强媒体的权威，加深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公众对于媒体的信赖，给媒体监督的有效实现带来更多可能。对于实现媒体自律的途径，笔者认为，媒体自律主要应是对滥用新闻自由、违背职业操守的行为进行道德束缚和强制，为新闻界努力促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英国的一位编辑曾这样指出：“英国的新闻界，作为一种商业性事业，它受资本家的控制；而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它受记者本人的控制。”[xi]此外，除了现行的行业协会之外，还应设立全国性的媒体监督委员会或者投诉委员会，详细制定委员会的运行程序。同时，委员会的成员应由专业人士（包括学术界和实务界）和非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增强成员的广泛性与代表性，并赋予委员会一定的制裁权，确立委员会在媒体行业的权威和公信。
四、结束语
司法权的性质与职责决定了其与传媒的关系要比立法权、行政权与传媒的关系更为复杂和难以调和，理顺、规范传媒与司法的相互关系虽然困难但却必要。就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而言，如何有效防范司法实践中异化现象的频繁出现，确保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实现司法的应然价值，抑或是如何既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又妥善避免其对司法潜在的消极与不良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依法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