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侵权责任法》第二款对权利保护的范围能否进行扩张。笔者非常同意王利明教授所主张的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对象主要是绝对权，包括物权、人身权和知识产权，人身权主要是人格权”[⑩]。但在我国实行物权法定的原则下，能否对物权法中没有规定性的权利进行保护，如典型的居住权问题，物权法未能保护（因为物权法定原则要求），而侵权法能否扩张保护，如要保护，其权利受保护的基础性法律是什么，是否会产生与物权法定原则的价值背离，因为侵权责任法毕竟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11]，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必须依赖于其它法律对权利的规定。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命题，一个未能成为法定的权利（居住权）能否能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如果能够，那么侵权责任法就扩张了物权法中未纳入的法定权利，瓦解了物权法定原则的建构，造成对其它法域的侵蚀，这不得不成为立法者对该条的慎思。如果不能，那么，一些重要的权利（居住权）就出现权利保护脱法的现象，侵权责任法就显为对其它部门法律的简单重复和罗列，其地位必然逊色于其它部门法而不能体现其特殊的保护功能。再如，对那些即将独立的权利如社员权（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12]，采光权等民众化的权利如何寻找法律保护的空间，这些尚在发展中的权利能否通过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规范均为侵权责任法所面临思考和突破的问题。

　　5.《侵权责任法》第二款没有将利益单列成规，没有突出利益的地位，给人造成利益成为权利的附属印象。一般列举型的结构模式不能穷尽未来的新型权利，特别是那些动态的（比如原来作为权利的保护对象，现在失去了法律保护－典权）以及发展中的权利（如上文中提及的社员权，采光权等），侵权责任法要不要保护？以何名义保护？此时，对利益概念的提出和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对利益的保护可以弥补权利保护未能穷尽情形下的脱法状态，因此，对利益的界定亦同样成为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侵权责任法》第二款却没有给利益应有的正当地位，这不得不引起立法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