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贪官被抓，被虐待，被当作牲口一样讯问和看待，我们就不必指望律师来帮忙了。老百姓指望律师帮忙，更是困难。

　　在中国，任何一个法条都有几千几万种说法或用法，每个说法或用法都可以错误，也都可以正确；任何一个案件，都有几十几百种判法，每个判法都可以完全错误，也可以完全正确。对同一个法律问题，对相同的案件，中国法律可以提供无数种正确的应对方案。如上种种，判断标准并不成文，而是存在于不同官员的脑子里；他们喜欢什么，什么就是对的。乐观地说，从实体和程序看，我们的法律要减少50%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可能还需要500年。

　　法律人大可不必失落，也不需要把适合500年以后的东西硬拉到今天来讨论、吁求和建设。

　　跑到地方上看看，看看民生，和各阶层的人深入接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几乎任何法律、政策、习惯、潜规则，都极为合理、精致，一点都动不得。动一点，很多人都会伤筋动骨；更大的风险也会出现，酿成更大的不经济。

　　实际调查多了，我们就会猛地警醒，觉得在大学里想的、说的、写的东西没有一点是正确的。目前中央党校、北大、清华一些高级教授说的很多话，也严重脱离实际，有的可能祸国殃民。例如，就说土地自由交易这一项。现在国家听了一些专家的话，逐步推动农村宅基地、耕地的自由买卖。这个政策一旦铺开，中国古代消灭历届政权的“土地兼并”就会用新时代的“圈地运动”模式，快速蔓延，腐蚀国家稳定和繁荣的根基。

　　回头说律师，作为草芥，我们没有必要企图改变这个境遇。这个境遇，也许500年后才能改变，现在吵吵闹闹，完全浪费时间。而且，改变这个境遇，触动一丝一毫的现行法律、政策、习惯、潜规则，都会损害一大批人的权利或利益。

　　我们也许可以寻求一条草芥变英雄的路子，不要靠别人，不要损害别人，不要与其他群体、个人竞争，不要靠环境和法规的变化，不要靠什么赏赐、谅解、配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服务产业化的自我体制创新，干自己的事，给自己创立规则，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人性需求扩张的脉络贯彻下去。

　　人们需求的法律服务，可以通过产业化的标准制品来满足，未必通过散漫、自由的律师来满足。我们可以通过内部非常不人性化的产业设计，最大化地实现客户人性追求的各种目标。

　　大仁，仁于天下，苦怯于内，谨言慎行，克己奉公；我们法律工作者，也许可以探寻一条中国特色的“清教精神”与犬儒道德相结合的心路，沿着它，我们可轻松自在，做些不拔剑的法律搏杀，用Industrial Products打垮整天举着大砍刀四处巡弋的官商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