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点正经的，那这改革的路，我们究竟走的咋样？其实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奥运会以及唱红打黑，它们所反应的都是同一种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必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大规模的爆发，一方面是由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吸收、化解，更有可能的是：人们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以至于它们被不同程度的积攒下来，使得共和国的前行越来越不堪重负。当这种负担超过当前体制的承受限度的时候，改革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也直到这时，才有人会开始回忆和反思。但回忆和反思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作为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化解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这，也成为了本届执政党在连任期的主要任务。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次又一次激烈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有些是自发的，但也有被推动和催化的。这些社会运动必然是以某种价值观而进行的，它们中既有相对正确的，也有相对错误的，但有共同的一点：这些运动都是有利于民众的团结的，至于这种团结会带来怎样的未来，在所不问。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扛起了大梁：人民创造历史。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人民会创造怎样的历史。

　　从汶川地震后的全民救灾，到百家讲坛的“国学之风”；从奥运盛世的辉煌，到唱红打黑的全民参与。大而化之的社会运动为这个国家造就了一副自信、坚韧、智慧的外衣，那么在这些绝对正确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价值被牺牲掉了？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真正打倒正确的价值观的，往往是另一种绝对正确，而非罪大恶极。在汶川地震后我们失去了反思，在百家讲坛中我们思想上的“异己”被剪除，在唱红打黑中，法治国家的根基又一次成了“楼脆脆”。

　　种种迹象开始显示，我们的国家又逐渐开始回归于“一元”，整齐划一的口号、理论、思想，甚至是在“和而不同”的旗号下回归一元。而“一元”国度的可怕就在于：无论它内部有多么的正义与善良，人民有多么的勤劳与朴实，但它始终是封闭的，不开放的，因而也将是落后的。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那样度过的，无知而无畏。难道三十年之后，国民们又将封闭曾开启的国门？那么改革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经济体制？社会意识？政治体制？还是民众的心理？这路，难道真的就绝了吗？

　　面对如此的困境，我们要到历史中去找答案。三十三年前，文革落幕，当时的中国人都还在承受着那可怕的心灵璀璨，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红卫兵们改头换面，高举庆祝粉碎四人帮和终止文化大革命的标语欢呼雀跃。这的确是庶民的胜利，但也是疯狂的庶民。执政党胜利的关键：群众路线在新的时代既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但也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它成为了法治国家建设中最大的阻碍，相比于理性他们更相信威权。执政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巧妙的将马克思的乌托邦内化于现实中，将法律与政治相分离，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使得整个国家制度和理念高度统一，实现了政治统治的最高技术。在这种技术的操纵之下，社会面得到修复，人们的心理得到平衡，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开始被忽略。国家号召人们去关注弱势群体以忽略人对自身的关注，这不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更主要的是：不看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比“我”活得更悲惨的人，我这下，可是真的知足了！于是，冲突也渐渐被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