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国采用国际通行的食品召回两分法，将食品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两种。如此设计不仅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召回问题食品，从而不至于让其声誉受到过大的影响，也避免政府过早介入导致的执法资源浪费。同时，责令召回制度也能避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任由食品生产者“摆布”：倘若某企业唯利是图，置消费者健康生命利益于不顾，法律规定了应对之策，即相关部门有权行使责令召回的权力。
再次，我国“根据食品安全危害的严重程度”采用了三级召回划分制，将召回范围与风险层级相联系，不仅可以及时地化解风险，避免事态的扩大，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成本，避免浪费，进而避免出现社会秩序的动荡。《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在中央和省级建立食品召回专家委员会，对级别划分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提供支持。
最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规则还呈现出若干“亮点”式规定：第一，法律加大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力度，第96条规定了十倍赔偿金制度。该制度虽与国外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不仅能使受害的消费者获得较多的赔偿，而且应该能起到威慑经营者的作用。第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我国食品溯源制度的雏形，但与前述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应制度比较，尚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与程序。第三，《食品安全法》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并建立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负责制。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有助于及时启动食品召回程序，从而减少缺陷食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三、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之不足与完善
尽管三聚氰胺事件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召回制度的革命性变化，但制度设计仍有瑕疵，笔者遂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完善食品召回的法律制度体系
首先，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并将其上升为由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条例》。原因在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多部门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这种监管体制，最大的难处就是如何实现各部门监管职责间的“无缝隙衔接”。尽管《食品安全法》特别对综合协调和部门分工进行了明确规范，但要想在食品召回制度中做到各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必须要由国务院来明确在召回过程中的监管部门角色，仅凭国家质检总局的规章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