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销售者来说，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是承担10倍赔偿的条件。这里的“明知”，相对于生产者而言，即是条件的紧缩，也是条件的扩展。条件的紧缩是指经营者在主观上必须是“明知”的，具有主观过错才承担惩罚性责任。如何确认经营者是否“明知”的根据只有一个，那就是《食品安全法》第39条建立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该制度要求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并予以留存，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量、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经营者完全符合该制度要求形式要件的，即推定经营者尽到谨慎义务，对于须凭借技术手段才能证实的内容，不能推定经营者具备这种能力。经营者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或记录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即可推定其具有了“明知”的过错。条件的扩展是指经营者对于食品从生产者到经营者之间的运输、仓储环节负有查验义务，当出现第28条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时，经营者不得进货，已进货的不得进入销售；经营者自身在进货之后销售的过程中，必须按照《食品安全法》第40条的要求尽到注意义务，即“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经营者若没有尽到查验义务和注意义务，当视为“明知”，相对于生产者的责任，此应为经营者10倍惩罚性赔偿条件的扩展。
结语
在《食品安全法》立法过程中，政府先后启动的《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9]和《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研究》[10]也都淡忘了“食品安全中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食品安全法》在立法宗旨和制度构建时，“隐匿”了消费者保护，也并不值得特别去讨论。此前笔者的主旨性思考曾以立法建议的形式提供给立法机构，[11]但未获响应。现在，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食品安全法》在实施中充分关注这一点，能够将现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架构—监管／生产经营—的两极博弈发展成监管者—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三元博弈，使食品安全从两极的跷跷板状态中进入三角平衡的结构中。但遗憾的是，在《食品安全法》通过一周后，国务院就很快以“国办发（2009）25号文”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该通知也忽略了消费者保护问题。为此，笔者再次强调认为：《食品安全法》保护的是公共安全，但更应保护个体的消费安全。只有作好了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法》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