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食品安全法》保护消费者的基本功能和任务并没有改变。食品是社会存续的基本消费品。消费乃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价值实现的主导及唯一形式。离开消费者而言，食品也就不叫食品而回复到其自然状态了。对于消费者而言，食品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综合特性，[4]其质量属性中，安全属性包括食品的病源菌、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等相对于食品的营养性、价值性、包装性和加工性，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食品安全法》的主旨，就是利用政府管制的公共资源，对可能危害公众健康或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性，进行公共干预。[5]《食品安全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在第1条确立了“为保护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公共政策选择。而对于食品的营养性、价值性、包装性和加工性，《食品安全法》则从制度层面进行监管予以维系。
消费者在食品安全制度构建和监管运行中，相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较普遍的认识是消费者处在弱者的地位。但依笔者的观察和判断，食品消费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并不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倘若没有取得并建立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消费者的消极、逆向、不合作行为，都会迅速转化成局部的或全面的食品经营的灾难性事件。对食品提供者而言，失信者轻则一个企业如南京冠生园公司，重则一个行业如因三聚氰胺引起的乳制品，都会因信任危机而破产、倒闭，或市场被关联品替代而发生行业萎缩性危机。对食品监管者而言，食品安全一旦转化为社会性问题，就会导致行政问责制（如三鹿集团事件后，对国家5部委8名司级官员和石家庄党政负责人的问责），严重的会引起政府改组（如韩国进口美国牛肉风波）或更迭（如比利时二恶英事件）。所以，在《食品安全法》中，消费者相对于食品经营者、监管者，不仅不应该被忽略、被隐匿，而应该具有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食品安全法》可能尚未从因三聚氰胺引起的食品安全公共危机中醒悟，过长地停留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层面，而淡忘了“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构成的。三鹿事件中，在从“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角度予以每个人平均化的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后，[6]仍有117名消费者不接受公共安排而起诉到法院，以受害人身份寻求赔偿救济，[7]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层，民主法治的国家，多将消费者保护确立为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如日本《食品安全法》、德国《食品与饲料法》、欧盟《食品安全指令》，并从知情权、受教育权和赔偿权等方面，予以制度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