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人的界定
《合同法》第121条中的“第三人”就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当然，这个概念看似清晰，实则不然，仍有讨论必要。根据立法者的原意，当时是想以“与自己有法律关系”的措辞来限制第三人的范围，只是因为这样并不能达到限制第三人范围的目的，才决定删去该词。[2]因此，对《合同法》第121条中第三人的理解，从文义解释角度来看，可以指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人，而且从上下文来看立法者没有对于第三人作任何限制。其次，从体系解释角度来看，第三人包括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是合同法采用的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的当然之意，因为这里债务人须要为通常事变负责。[3]
有学者认为因第三人的原因违约中的第三人包括履行辅助人及其他第三人，[4]其中，“所谓履行辅助人，得分为代理人与使用人二类。”这种观点源于德国民法，且认为，由于意定代理人归入使用人，故此处代理人实际仅指法定代理人。[5]（698）台湾民事审判实践则认为此处的代理人包含了法定代理人和意定代理人两种。[6]看来，二者都把代理人和使用人归入履行辅助人，此为共同点；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何界定此处的代理人。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通俗地讲，履行辅助人就是帮助债务人履行的人。履行辅助人必须是出于帮助债务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履行债务或从事其他性质的行为，即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以债务人的名义而为之。例如在连环供应合同中，假设甲向乙定购某种货物，而乙又向丙定购该货物，其中的丙不能成为乙的履行辅助人。因为这是两个合同关系，丙所从事的履行行为是为其自身债务清偿而为之，是基于与乙的合同关系，其不与甲直接发生联系，对于甲的债务应由乙来完成。但如果乙与丙约定，由丙代乙向甲交付货物，则丙便成了乙的履行辅助人。[7]而这种变化恰恰说明第三人和履行辅助人是不同概念。
从《合同法》第121条规定看，也不该把履行辅助人归入第三人。梁慧星先生认为，该条规定立法用意在于，防止在审判实践中动辄将第三人拉进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依职权把一些合同以外的当事人拉进案件，最后纠纷双方没有承担责任，判决由别的人承担责任，这种判决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没有合理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