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号文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文件明确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同全国人民每天的切实利益有密切关系，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大问题。”“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成为习惯”，“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订的法律就难以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

　　后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也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温家宝同志在2008年5月4日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在说到依法治国时，更是明确指出：“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

　　应该说自1979年以后的许多年中，党和政府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一直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也出现了许多违法的事例，但从政府官员到人民群众，对法律还是多少有些敬畏感的。

　　中国法治的大幅度滑坡应该是发生在2005年到2006年之后，党中央提出的“三个至上”的关系被一些地方官员错误的颠倒和利用，“宪法和法律至上”最终沦为“党的利益”，实质上是各级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利益至上。许多官员打着“讲政治”的幌子公然违法已成为常态。本来公民打官司请律师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有的地方为了官商勾结，搞房地产开发掠钱，或为了官员的形象工程大搞拆迁，居然让当地司法厅、局下文件，不允许律师代理涉及拆迁的案件；有些法院为了维护官员的面子，在民告官案件中甚至作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判决；更有一些只懂政治而不知法为何物的区、乡党委书记被上级故意安排到基层甚至中级法院院长的位子上，本应由合议庭或审委会集体研究，少数服从多数的判决，往往都由院长一个人根据上级领导的“条子”、“招呼”或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当庭质证的规定一再被弱化，导致现在的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竟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们完全忘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所有的法律都可以被他们很随意地给抛弃。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讲政治”的高调下所为。可以这么说，自1979年以来，法律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这样被边缘化。哪怕是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大案要案，他们都敢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从而催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引起许多访民蜂涌而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在上级面前的面子和形象，又不得不全力截访。为了截访，他们什么流氓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在一些地方，截访居然成了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