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本人孤陋寡闻，我以为在当今世界，最会讲政治的莫过于中国了。五七年反右之政治，让几百万人一生颠沛流离，毁掉了许多人的幸福生活。后来的“大跃进”之政治，又导致政治上的浮夸风，祸及全国，由于虚报的“增产粮”都被上级征收，导致农村严重缺粮，全国饿死3750万人。十年“文革”之政治，不仅造成2000万人的死亡，更使整个国民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这些政治不仅彻底破坏了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并且也使中国社会的人伦、道德、诚信、公理丧失怠尽。

　　直到1978年，人们痛定思痛，痛切地认识到“无法必然乱国，治国必须依法”。为顺应民意的呼唤，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后，又制订了1979年7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这两部大法的实施，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在中国法制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64号文件。

　　其实，在此之前，党的高级领导对法治的重要意义还是有所认识的。如毛泽东在1954年制定第一步宪法时就说过“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1）在1958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注2）刘少奇在1962年1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特别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注3）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带头否定宪法，竟然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注4）从此，中国走上了“无法无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