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都要进行全社会大考核，大学也不例外，考核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切身利益。激烈的竞争加上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使大学教师们已经无法承受“板凳宁坐十年冷”之苦，在利益和机制驱动之下，他们开始卷入“大快好省搞科研，争分夺秒追利益”的行列之中，工作重心转向了“搞”科研，也“搞”出了不少名堂。

　　“搞”出成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凑热闹、跟热点，社会上什么问题热就研究什么问题，这样一来迎合了媒体、刊物的胃口，容易出“成果”，二来保持了科研的新鲜度，容易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年”学者，如在奥运年要思考奥运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纪念年要思考改革开放的事情，建国60年一定要思考、总结60年的成绩与不足……

　　另外，近些年来一些高校为了科研，把“科研”的概念给理解歪了，“科研就是论文，论文就是科研”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于是论文成了教师工作中的第一要务，中国大学迎来了全员写论文的时代，没有时间写就开始剽窃、抄袭、造假，最近沸沸扬扬的国际期刊一次性撤销70余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并将作者所在高校列入了黑名单，这可以算是2009年度我国高校科研开的最大的国际玩笑了。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不少大学规定，在学年考核、职称晋升等当中著作的分量要重于论文，因此很多人忙于写书，产生了诸多“砖著”，笔者知道在学界就有一“高人”，年龄四十出头，但“砖著”数量却达三四百部（种）之多。在笔者学习、工作、考察过的几所大学里，也有不少忙于“砖著”的同志，据说一个假期出一本、一个学年出两本“砖著”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有些写不出“砖著”的教师就转写教材、工具书，因为教材、工具书是对一些理论和知识的整合，无须太多原创，这样也出版了不少漏洞百出的市级、省级、国家级“优秀教材”。

　　在笔者看来，出现诸多科研怪现象的原因，在于与大学科研紧密相连的科研评价制度。目前我国大学科研评价：第一是行政评价，而不是学术评价。评价科研成果水平高低，我们要通过各级科研管理部门、政府部门发红头文件组织评奖来确定，说你的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就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说你的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这种评价一般都在校内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或者说在有限的领导间、教研室之间进行，只有极为少数的评价才会请国内的学者参与，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不是促进学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