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内容和要求的不一，必然会造成对爱的阐释的分野，这也是成为我们难以把握对爱的考量，在完成爱的圆满性因素时，爱的不可预测性即非确定性以及爱的非普遍性亦显为重要。上帝之死不会导致对爱的枯萎和终结，而会重新对爱的召唤，使爱获得再生。

　　由此看来，爱应具备非确定性、非普遍性、非理性及非伦理性才能构成圆满之爱（曹义孙教授所言），否则，便是一种缺陷之爱。

　　三、同质、同源性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1]，法律以何种媒介而被信仰，那就是爱。正因为爱，才唤醒了法律的仁慈，才会拥有同一因素寄生于两者之中。能唤起人的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就是法与爱。它们不仅有实质内容的正义支撑（特称同质性），而且具有相同外在的仪式需求（特称同形性）。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12]。如开庭时法官法袍的穿戴、法庭的布置、开庭的誓言、证人的宣示等许多仪式被赋予了各人的职责，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强使自己的个性服从于法律仪式的要求，（如同对爱的仪式要求一样），于是，法律正义的崇高理念就被戏剧化了，即“中介即晓喻”，亦即英谚所云，正义不但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13]。在法律与爱之中需要有这种戏剧化（仪式），这不仅为了体现它们的价值，也不仅为了彰显那种认为它们是有益于社会的价值的知识信念，而且为了唤起把它们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仰。

　　法律与爱的相溶性还体现在对正义的呼唤，爱他人胜过爱自己，这不仅是法律正义之要求，也是最崇高的美德。如同相同的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判决，这并不仅仅是正义原则，这也是爱的原则。在应该平等待人的情形下不平等地待人，这就不是爱。依此，在家庭中，以爱的方式去处理许多问题都要依靠法律——在家庭成员中布置任务，公正地解决冲突，奖惩一致，维护协议的稳定，尊重彼此的财物，以及平等、一视同仁、公正、互惠等原则的其他表现[14]。这就意味着，爱被认为是律法本身之精神所在，而律法－包括其行为的具体规则，也包括其宽泛的道德原则――则要成为爱的体现。

　　四、相助性

　　作为一种活的社会制度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是具体的，主观的和关乎个人的。这一特点促成了爱的繁盛条件：税法准许慈善捐款免交所得税，因此，鼓励了对困难之人的爱心帮助；义务教育法推行强制教育，使每人都能读书识字，提高文化素养；惩治重婚罪有助于保护家庭的稳定，促进家庭的和谐和夫妻的恩爱；契约法有助于创造交易中的信任条件。法律并不以取爱而代之的办法，而是通过创造爱在其中得以生长的土壤来服务于爱，比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他在听取诉讼双方的申辩时，对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不抱成见，坦诚以待，这个事实就是为了把偏见或者仇恨排除在判决之外，这正是爱之所求。同样，契约法中对承诺之拘束力的认可，对犯罪的惩罚，对履行信托和信任之义务的要求，对因过失引起之损害的索赔，这些都是爱所要求于法律的东西，为的是消除怀疑、恶行、欺诈、不安全和类似的弊害。法律不应当是爱，但它应当去充当爱的可靠仆人[15]。无论是在全社会还是在小的群体当中，将法律由社会关系中排除出去将留下任性、专断和压迫，而不是爱。爱需要法律。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创造爱在其中可以繁盛的条件，这亦是法律主要的正当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