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应茂、盛柳刚《中国司法执行难的计量分析》（载《法律与社会科学》第4期，下称“唐、盛文”或“唐、盛”模型）是中国法学界难得的好文章。溢美之词不待多言，以下简单提出三点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为何以预期回报衡量重要性？

　　唐、盛文以案件预期回报作为衡量案件对原告之重要性的变量，实际上也就是以PpJ作为重要性的指标（文中明确表示重要性即PpJ），对此我有所不解。在代表市场化理论的Priest & Klein模型中，申请执行的临界条件为(Pp-Pd)J = C – S，也就是说在C、S不变的情况下，伴随(Pp-Pd)或者J的增加，申请执行率增加，但PpJ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这种几率的增加。因为PpJ增加可能是由于J增加——如此则申请执行率相应增加；却也可能由于Pp增加，倘若如此，则必须假定Pd（即被告预期的执行率）不变，方可导出申请执行的几率增加这一结论。所以，如果要以PpJ作为表征重要性的回归自变量（regressor），则必须同时控制Pd，而唐、盛模型并未对此加以控制，故此预期回报变量不足以验证市场化理论中的案件重要性这一因素。况且，唐、盛模型一方面未控制Pd，另一方面却控制了(Pp-Pd)（通过有关表征预期差异的变量，如是否有抵押等），也就是说该模型实际上在考察当(Pp-Pd)不变时，随着PpJ的增加，申请执行率（也就是回归因变量）将如何变化。于是，除非PpJ的增加源自J的增加，否则Pp增加而(Pp-Pd)不变，必定意味着Pd同时相应增加，而上述市场化理论模型已经表明：此二者同时相应增加（若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申请执行率不变。如果我的上述分析成立，则唐、盛文无法发现案件重要性对申请执行率的影响就是自然之理了——市场化理论模型本来就预示了这样的结果。

　　唐、盛文以执行中止、终结率表征案件重要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各类原告面对的执行中止、终结率实际也是代表着Pp。

　　我以为表征重要性的变量应为案件判决的标的金额（即J），相信此项金额应该可以观察到，不知为何作者没有选取以此作为回归自变量。

　　二、为何没有控制组（control group）？

　　唐、盛模型在考察2001年《办法》颁布前后执行申请率的变化情况时没有按通常的计量惯例，将观察项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以比较两者在2001年前后的差异（更准确地研究应采用差异之差异（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方法），其全部观察项都属于实验组——即《办法》适用的范围，因而五大国有银行（以及银行）和2001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没有统计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样的模型，正如作者坦率承认的那样，无法说明《办法》与申请执行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为其非市场化理论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也可能由于2001年前后的其他情事影响了申请执行率的变化。然而，如果分析唐、盛文的样本，似乎有一组观察项可以作为比较理想的控制组，这就是67起原告为公司个人的执行案件，如果《办法》不适用于此类原告，则其2001年前后的申请执行率应无明显变化，我们可以用公司个人这一虚拟变量与2001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大略求证《办法》与申请执行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知作者为何没有注意到由这67个观察项组成的可能的控制组得出更有力的论证？或许是观察项数量不够？我们不得而知。